读山品海高近远
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驾鹤西去了，留下了一本《高近远作品集——读山品海》。
当我看到这本由作家高近远亲笔签名的大作时，人们转天就要就要为其开追悼会了。看着扉页上“董志勇先生留念”几个颤抖的字和作家那血色印章，我的心也在颤抖，不禁泪眼糢糊……
我与高老师相识的年头并不算短，但是开始那些年接触的时间却不算多。
那还是近30多年前，当时高老师就早已经在塘沽区的文化部门工作，我那时还在北塘街工作和居住。有一天，高老师带着市里来的一位作家来到北塘，指名点姓地找到我。高老师说，这位作家要到渔村体验一下生活，希望我在当地给找几个渔民座谈一下。在一个渔业大队开完了会，中午在我家吃母亲给包的韭菜饺子。饭后喝茶聊天时，高老师指着我，瞪着圆圆的眼睛，十分认真地对那位作家说，小董的诗写得不错，我看将来准有发展……
这之前我已经在阿乐老师、唐云富老师的亲切教导下，在塘沽区的《群众文艺》上发表过几首诗歌习作，受到相识的诗友们赞扬。但是，我从小自悲心理就很强，从来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成功了而沾沾自喜。加上我对高老师还是相当陌生的，只是在区文化馆召开的文学作者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与他之间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只因为高老师讲话和唐云富老师一样，极其风趣、幽默，所以我才对他有印象。因此，当着天津来的作家的面儿，高老师这么一说，出乎我的意料，既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有点不以为然。
我认为高老师是在说客气话。
此后，我与高老师没机会再见面。
我在业余时间仍然不断地写诗、写小说，寄给塘沽文化馆的《群众文艺》及后来塘沽文联的《浪花》等文艺刊物上发表。至于谁给我编发、修饰的，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虽然心存感激，却没有想到跟编辑们道声谢谢。总之，那时塘沽的文艺刊物和几位老师在我心目中，有时从感情上比亲人还要亲。
过了几年，我调到塘沽区中心片工作，工作单位正好跟区文联在一所大楼里。这时，区文联里除了风趣、爽朗、幽默、豪放的高老师、唐云富老师，还有一位热情、文雅、颇有知识分子风度的《浪花》主编邓琼老师和另一位热情、爽朗、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史孝勇老师等。
他们都是对文学青年很关爱、并深受大家尊敬的老师。
不久，我用了一个晚上，构思了两首诗《秋月．对虾（外一首）》，写在条格纸上，装入信封，也犯不上贴邮票，早晨上班来，直接投入文联设在进院的木头做的投稿箱内——我不习惯送到几步远的文联办公室——坦诚地说，我对文联的几位老师非常尊敬，但多为笔墨交往，却因为紧张的原因而有意回避见面。
没过两天，高老师打电话找我，说是稿子的事，让我下楼一趟。我从二楼的办公室下到一楼，来到高老师办公室。一见面，高老师就拿起早已经搁在办公桌上我的诗稿，不高兴地说，字写得太乱，诗歌哪一个字都很重要，让人都认不出来，什么玩艺儿呀！我站在哪，想，此时大概是高老师在负责编诗歌吧？在我愣神的档儿，他从自己正在写作的稿纸上刷地扯下几张，递给我，去，重新抄一遍赶快送来！我虽然不太乐意，还是拿回办公室马上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
这一回高老师满意了，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两手端着稿纸，眉开眼笑，大声说，啊，这回嘛，才像那么回事儿，好，好，看这小字儿写的！
我想，大概高老师看出我不高兴，夸我的字是故意调侃一下，好照顾我的情绪。
很快，我的这两首诗歌发表在《浪花》，次年还被评上了奖！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伯乐”到底是哪一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们都很低调，“为他人作嫁衣裳”，在他们的心目中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时间长了，文友们一提就是“文联长文联短”、就是“《浪花》长《浪花》短”的，很少具体提到哪位老师的名字。
当然，由于单位是同一大楼，方便了，有时也不免到文联“回回娘家”。
有时，我特意到高老师的办公室去坐坐。
大白天，拉着灰蓝色的窗户帘，也不开电灯，刚一进屋显得很暗。见有人进来，他一手握着钢笔，一手扶着眼镜，低着头，从镜框上方射出深邃的目光，说，来了，坐！
手头上只顾忙。
两副眼镜，一副是近视镜，一副是老花镜。一堆稿子和文学、书法类刊物。
过了一会，说，有杂志，看吧。
我当然不是来看杂志的，只好起身走人。
说来也怪，我见了文联的老师们就打心眼里亲。虽然知道他们很忙，甚至觉得自己的水平与之相差太远，交谈起来不太容易沟通。可是，由于熟悉了，就总是想向老师们当面请教，谈谈文学，甚至有什么苦恼也乐意跟“娘家人”一吐为快……
关于这方面的交往，我给邓琼老师、唐云富老师，还有后来的文联主席张克辉老师“打分”最高。因为他们对我的絮叨常常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有鼓励、有分析、有批评、有指教……真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对高老师我不愿意给其高分。有时，我到文联送稿子，遇到高老师，便十分客气地请他给我写的诗提点宝贵意见。这时，高老师亮晶晶的眼镜片直对着我，大声地反问道，有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不是写得挺好嘛……
试想，我能不失望吗！看来，高老师是不愿意为我耽误自己的工夫……
后来我调换了工作单位。这时，高老师已经退休了。由于搞文史工作的关系，我与高老师的接触日益增多，也渐渐加深对高老师的了解，才将其与文联的其他的老师在心中摆放到同一个水平上，并且越来越对其生发出一种敬重之情。
高老师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是天津作家协会会员。２００１年，他荣获天津市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文学枫叶奖”；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学会会员；此外，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是塘沽书法家学会会员……在这些领域里，高老师均做出可喜的成绩。
其实，多才多艺的高老师，多年来对塘沽地区的文史工作也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只是由于高老师不事张扬，才让人们对其这方面了解得不够。
高老师从打年轻时就经常深入偏远的渔村、上到渔船上采风，渔家的风土人情尽收笔底。特别是高老师与他人收集、整理、抢救出的北塘及大沽地区的渔人号子，其价值及意义更是重大。没有高老师等人的劳动，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约会失传！
高老师生前是九三学社社员、区政协文史委特聘人士。进入晚年的高老师宝刀不老，撰写文史资料非常认真。每次领到撰写文史文章的“任务”后，都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从不计较工作条件，只是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好。他拎着一个旧手提袋四处调查、走访，然后回到家中，喝上几口老酒，一写就是半宿。他写出的文史稿子非常漂亮，才华横溢。一律是手写的，即是文章手稿，也是硬笔书法作品。稿子的内容十分翔实，有深度，又有高氏独特的文风。
况且，高老师总是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交稿。
面对编辑者的感谢，他一副如释负重的样子，不安地说：总算写完了！没耽误事儿吧？看看写得行不行，不行再来……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当年他让我抄诗稿的一幕。
前几年，我心血来潮，将自己写的部分诗歌收集起来，编成一本诗集，取名《渔家汉子》，装订成册。奉与老师和诗友们传看，征求意见。得到邓琼、张克辉、陈阿乐等老师的热情指教。高老师每到九三学社里办事，总是顺便来我的办公室坐坐，点上一支烟，喝着茶水，聊一会天儿。有一天高老师又来了，我就拿出诗集请高老师也给看看。我想高老师不会细看的，顶多还会像多年前那样说两句挺好了事。没想到高老师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笑着看着我，果断地说，我拿家看去吧，给你写个评论。
过了两天，高老师就将写好的文章拿来了。他一边忙着从旧手提袋里往外拿稿纸，一边高兴地说，写了多半夜，总算写完了，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接过来一看，手写的，有鼓励，有希望，有指点……后来，高老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渤海报》和《浪花》上，在读者特别是我的诗友和朋友中间引起一定的注意。见到高老师时，我说，谢谢高老师了，给我做了这么大力度的宣传。已经不知发表过多少文章的高老师也显得非常高兴，坐在沙发上昂着头，摘下眼镜，一边举到远处看，一边用手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也跟我说了，反响挺好的，不是我写的文章好，主要是你的诗写的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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