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脆弱与肉身之沉重
罗伯斯庇尔上街视察革命形势。人民们问国家是什么？他回答，国家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们说，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代表国家。
罗伯斯庇尔微笑地点点头。是的，国家就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就应该是人民公意的体现，所有不符合人民公意的肉身和精神都必须流血，头颅都必须落地。
此刻，塞纳河正在流血，鲜红的色彩将把法兰西引向一片自由的天地。
丹东在塞纳河边散步，他心思重重。看！那么多的血，流的血太多了！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友，并肩战斗在这面自由的红旗下。可是此刻，丹东看到更多的却是屠杀。他开始怀疑，怀疑“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好，炉火烧得正旺，每个人都有可能把手指烫焦”。
丹东想起妓女玛丽昂。本来，玛丽昂也是人民中的一员，由于她做了妓女，她是否属于“人民”就是个问题。
按照人民公意，她的行为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人民是道德清白的化身。所以，一个市民并不自然地就是“人民”。只有行为符合公意道德的市民才是“人民”，否则就是社会渣滓。
人民们认为，卖淫是有钱有势的贵族老爷们逼出来的，只有消灭贵族的肉体，消灭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才能重建国家的道德秩序。而妓女玛丽昂的母亲不以为然：卖淫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有什么关系？那纯粹是一种生理行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她为自己的女儿辩护说：要是她下面的那个小泉眼不流水，渴也会把你们这些贵族老爷们渴死。人为了活命，身体四肢什么都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四肢和“那个”凭什么要区别对待？
妓女玛丽昂说自己卖淫不过是个人的感觉偏好，我用肉体干活跟农民用身体种地没有什么分别。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她用诗一般的语言热情地说：“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
妓女玛丽昂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活着就是寻求快乐。如果每个人都感觉不幸福，公意道德还有意义吗？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幸福感觉，建立国家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丹东想，公意道德如果可以取代个体感觉偏好，个体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民族或国家，这与专制并无二致。如果国家或民族的意志凌驾于个体自由感觉的偏好，就是道德上的强权，这样的强权就是暴政。只因为自己爱把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就有权力拿断头台为别人的衣服做洗衣桶，就有权力砍掉他们的脑袋吗？不错，要是有人往你的衣服上吐唾沫，想不劳而获偷取你的食物，你当然可以自卫。但是如果别人不搅扰你，别人的所作所为又与你何干？人家穿的衣服脏，他自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你有什么权力对他指手画脚？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
然而在罗伯斯庇尔这里，代表公意道德的国家，就应该无所不管：你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说什么，甚至拉什么，都不能随随便便。而丹东觉得，什么都管的国家就像一头食人的怪兽，随时都可能跳上断头台。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志的国家，就应该让每个人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吃喝拉撒、思考、做爱、享受阳光。前提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这是人类活动的最高规则，国家政权形式应该像一件合体的衣裳，熨帖地穿在每个人民身上。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任何权力都不允许把它剪裁成一件道袍。所谓幸福，就是赤裸身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匹克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
看到这儿，我想起美国《独立宣言》。300多年前，美国人庄严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法国是思想启蒙的发源地，而《独立宣言》正脱胎于启蒙思想。如果丹东了解今天的美国，会不会多少有些宽慰？
最终，罗伯斯庇尔把丹东，连同他认为不是人民的人民统统送上了断头台。
塞纳河血流翻滚。“一将功成万骨枯”，革命于是和摧毁、屠杀等义。是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就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打土豪、分田地，财富的再分配是否就是革命的起因，和革命的动力？社会是一只打不烂的魔瓶，人类生活是一场玩不腻的游戏。游戏有输赢，感觉输得多赢得少了，便希望规则的重建，最好推倒重来。用刘小枫的话说是：“如果你养肥了穷人，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当然，罗伯斯庇尔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死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想明白一个道理：财富有限，欲望无穷，在人类生活这场永无休止的财富博弈中，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死于共同发起的革命，这一点让人心底发悚。其实，幸福和痛苦是上帝为人类写下的两条最基本的密码，人生来就是来跟它进行周旋的。病痛、嫉妒、孱弱、丑陋、孤单、冷热寒暑、爱而不得……最后都统统走向死亡。当然，它也给你快感：享受爱情、美味、阅读和写作……佛陀看清了这一点，要求我们断灭贪嗔痴，但似乎也没能如愿，从而把世界照顾更加周全，改变人的真实处境，多些快乐，少些痛苦。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发现，自己不惜牺牲他人的身体来推行道德加恐怖的民主专政，本来是为了拯救他人的身体自由，结果自己成了鲜血淋漓的救世主，只知道把别人送上祭坛，不知道牺牲自己，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自己流血解救自己。真的，耶稣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一次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却在客西马尼园里厮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解救别人，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丹东不是比罗伯斯庇尔悲观，应该是更为透彻，因为他懂得了人类自身的残缺。赴死之前，丹东看见满天繁星在闪烁，他清楚上帝其实不存在，解救人世的痛苦不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自己的事。人们为自由而战，用的却是人的血肉，这是人类自身所受的诅咒。现在，自己的身体也要用进去了。
结语：生命的欠缺与生命理想间的不平衡，是任何制度都无法解决的。伦理制度由人建立，并由人执行，因是人为，所以脆弱。任何制度与宇宙自然性状的完满有着永恒的距离，因而人类的肉身将无法不永远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