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
我们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本质上都是由我们的敌人来牵头,由我们的朋友来表态,最终是要由我们的情人来给出定论。我们不太相信朋友的表态,更不会相信敌人不会对我们进行伤害,然而,我们一定会相信我们的情人对我们的关怀。
我们的身体是为我们的大脑来办事的,我们的情人是替我们的大脑来想事的。我们的情人绝不会只是我们一个人的情人,如果只是我们一个人的情人,那这个情人就只能是我们自己。情人是我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私人占有是对我们的不平,也是对我们情人的不公。
我们的情人只能瞻仰、尊敬与仰慕,绝不可以拥有,我们不能抱着情人的大腿就说拥有了它的智慧,这不仅可笑更是无知的可悲。
爱人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产品,知心朋友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作品,情人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艺术品。产品是拿来用的,艺术品是不可以去触摸是要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欣赏的,而作品是可以拿在我们手上来欣赏的。
如果我们有幸得到了我们的情人赠送给我们的一件小礼物,或者拥有了它的一份儿手记,那就是我们的宝贝、就是我们永久的珍藏。只要看到礼物、抚摸到手记,我们就会被关怀、就会被温暖、就会得到安慰,这里本质上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精神支柱,我们都需要有大爱来将我们关怀。
我们每个人活着都不能没有灵魂。寻找并守卫好我们的灵魂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与追求。然而今天,每当我们睁开眼睛,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产品,不要说艺术品,就连作品也只能闭着眼睛去想像,我们睁开眼睛去幻想就会被别人指责成不务正业。
本质上,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艺术品一定存在,我们看不见找不着,一定是它们被我们其它什么人做为私人收藏放在了我们看不见找不着的地方,或者是被我们其它什么人穿上了产品的外衣在降价处理。
当然,如果我们睁大了眼睛无意中发现了在别人手中的我们的作品,并伸手去触摸一下就是违法,如果我们不小心看到了我们的艺术品,只要我们多看上几眼,就会被别人指责成不道德。
无论怎样,找到并守卫好我们的情人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完成的一项天命。本质上,寻找我们的情人并不太麻烦,只要它能替我们讲话、能想我们之所需、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尊敬、尊从的人就是我们的情人。
简单的事情,我们人类总是搞得很复杂,不搞的复杂好像就显示不出我们的聪明,我们也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里的误不是耽误而是误导。耽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误导,误导就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一旦错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小心将我们的朋友看成了情人,并将我们的情交给了它,那我们所得到的一定是惊喜过后的惊讶,惊讶的让我们会很难受。如果我们模糊了双眼,将我们的敌人看成了情人,并将我们的情交给了它,那我们得到的不仅是惊讶,还有痛苦之后的麻木。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还有可能,从我们的朋友、敌人那里将我们的情要回来,那就是喜事、就是解脱、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最多是一个教训,最多是我们以后出门带上一副眼镜。公共产品的私有化,本质上就是我们大众情人的个人化,个人化就是私人收藏。
如今的我们的私人收藏都是用红字写的,这是担心我们看不清楚,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原因是写字的人深怕我们处犯了法律越过了道德底限,它们是在让我们免受法律的严惩,让我们免遭众人的指责。
我们每个人,如果看到了我们的情人再看到它身上的红字,我们就只能流着眼泪行上一个大大的军礼,以表示我们对法的守护和对道德底限的最庄严的尊敬。事实上,道德里面的道是说不出来的,道一旦说出来就成了理,我们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今天的法治本质上是只讲道不讲理的法治。讲道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仙,我们每个人在所有的事物、事情面前都可以做到无师自通。不讲理是认为我们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对我们讲理就是对牛弹琴。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即不是神仙,也不是傻子,更不是疯子,即不是不明白事理,也不是什么都清楚。
法带有强制性,强制并不是不讲理,而是讲了理你不听或者听不懂,非要一意孤行损害大家感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捆绑手段。对于只讲法不讲理,道又讲不出来的法治社会,我们这些个即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更不是神仙的人,就只能装疯卖傻、就只能假扮成神仙。
不讲理的法治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中充当主角,只能说明我们的人类社会还不够成熟,讲理的法治才是我们人类社会成熟的标志。讲理的法治,本质上就是人治。
事实上,只有在我们看管保护我们小孩儿的时候,我们才会画上一些个圈圈、拉上一些个道道,以免我们的那些个小孩儿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矗立在社会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判断事非曲直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具备了自我保护的意识,我们需要的是自然当中的智慧,需要的是科学当中的道理。
我们那些不讲理的法,只能用来看管我们的那些个精神病患者,那些个意识模糊、不明事理的人。不讲理的法治,只能做为我们社会治理的辅助工具,不讲理的法治做为主要的、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还处于意识模糊阶段,只要我们的大脑清醒过来就应该将其扔进档案室。
法的实质并不是强制,只有在法不讲理的时候才能称之谓强制。有话我们要好好说,更不能不说。法的强制性是完全为我们那些个无脑缺心的人打造的。法的本质是在保护我们,法对那些无脑缺心的人的强制,事实上正是对我们正常人的一种保护。当然,对于我们认为丑的存在,可以进行约束,但不可以抹杀。
我们人类社会在不断的经历着战争,战争带给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让我们又向往和平。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承受着痛与苦的折磨,痛与苦的折磨又在让我们幻想着救世主的降临人间。事实上,我们人类当中许多具有大爱特质的人,它们一直都在不停的寻找着消灭战争的良方,一直都在马不停蹄的为我们找寻着消痛去苦的良药。
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情人是不会带给我们战争,也不会送给我们痛苦的。痛苦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在与我们的交易中不小心留下的;战争一定是我们的敌人强加给我们的。事实上,我们的朋友一面是我们的爱人与情人,一面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面需要爱我们的朋友、尊敬我们的朋友,一面又需要消灭我们的朋友,这是最让我们头疼、也是最叫我们无奈的事情。
怎样来对待朋友,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解决我们同我们朋友之间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有很好的办法,要真正解决我们同我们朋友之间的问题,一定需要第三个人的出现,并且,这第三个人必须是我们同我们朋友的共同情人。要解决我们同我们敌人之间的战争,同样需要第三个人的出现,这第三个人也必须是我们和我们敌人的共同情人。这里说的是大爱对小爱的包容,只有包容才能避免战争,也只有包容才能为我们减轻、减少、消除我们身上的痛与苦。
我们包容不了我们的朋友,更包容不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对社会治理的最根本的期盼是要我们的管理者来以德感人,以理服人。今天的我们在社会上几乎都是在一面用两条腿走路、一面在用四条腿走路。我们转过身来是人,转过身去就是物,是一个会动的物,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物。
我们做为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做为一个会动的物,甚至作为一个不能动的物件被拿来推去的使用就一定存在问题。有问题的人是需要别人来为其解决问题的人,并不应该是一个为那些没有问题的人来制造问题的人。一个有问题的人如果承担了我们社会的管理者,也就是变成了一个为别人来解决问题的人,那我们社会的问题一定不是在减少,一定是在增加。
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和我们周边的那些个事物之间的矛盾,我们本身是没有能力来化解我们同我们周边那些个事物之间矛盾的。矛与盾相互之间只存在斥力、只能看到彼此的不同。矛与盾相互之间的关联,只有另外的事物来建立。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一手拿矛、一手拿盾来共同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本质上就是矛与盾的谐调与统一。如果要由我们的矛和盾它们自己去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那就只有战争这一条路,绝不会存在其它的路。
战争代表着流血、代表着牺牲、代表着我们的流离失所、代表着我们失去亲人之后的愤怒、代表的是矛盾的升级。战争并不是在为我们解决问题,而是在为我们制造更为严重的麻烦。
事实上,战争是在将我们人类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当进行挥霍。带领我们走进战争的那些人,本质上就是我们人类当中的败家子。它们正在用别人的痛与它们自己的苦在挥霍我们大家的幸福。
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依赖于别人来为我们解决,别人的一些问题要依靠我们去为它们摆平,这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为我,我为大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种境界与现实;这就是很难分的清楚的关系与很难说的明白的联系。也正是这些关系与联系托举着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存在,本质上,没有了关系与联系,我们每个人都会掉进深不可测的混沌。
关系、联系是问题,自我就是建立关系、发展联系、解决问题的主心骨。没有了主心骨,我们就建立不起关系、发展不了联系。没有了关系与联系,我们的主心骨就会散架,就会变成袅袅炊烟,最终消失不见。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没有联系也不能没有关系,当然,更不能没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