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看山西

最早令我知晓山西的是小时课本里的《晋祠》，后来细读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一文后，我对山西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

前些年有机会去过几次山西，但每每与众多的游客一样，只是停留或热衷于某个景观的表象，一阵走马观花后又随着拥挤人群的脚步迅速告别那片土壤，进入下个征途。山西，我虽然有时走近她，却始终只是遥看。

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又称“三晋”，素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5000年，境内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占全国70 ％以上，古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佛道圣地及革命文物史迹等，构成了其古今兼备的人文景观。

因地处联结塞外与中原的要道，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为民族融合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当佛教传入中原后，在此发扬乃至鼎盛，如是五台山、云冈石窟等景点烙上了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等古建筑融入了多民族的智慧，得以在风雨中屹立千年而不倒。山西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还是一片红色热土，太行山、吕梁山在抗日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少英烈忠魂长眠于此。

但我对山西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晋商文化了。细想，无论是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古民宅，还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都离不开晋商的踪影。位于山西中部的平遥是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古城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构成。中轴线南大街两旁老字号和传统店铺林立，是最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曾在清代掌控着全国50 ％以上的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西大街诞生了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票号——日昇昌，这家票号开了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着整个清朝的经济命脉，鼎盛时期，其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清代晚期，总部设在平遥的票号达20余家，这里曾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难怪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道：“在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和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当时的晋商已成为国内十大商帮之首，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国内商界称雄五个多世纪。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明清晋商的成功，归因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这就是融进取、敬业和群体精神于一体的“晋商精神”。过去，山西的自然条件算不上好，但山西的农民没有囿于生存条件的局限，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家乡以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选择了“走西口”，开创出了更为广阔的生命空间。他们有着良好的人格素质：坦然从商，把商业当作一项终身的崇高事业来对待，商农伍仕曾一度成为山西社会的定位序列；目光远大，把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少有空间框范，建立起一系列票号，主宰着全国民间资本的流通；讲究信义，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群体力量，而不是个人冒险；严于管理，制定出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严格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晋商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他们认为儒贾是相通的，行贾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认为义利相通，把诚信不欺﹑重义作为处世立业之道；把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提出修身正己，用人唯贤，勤俭经商；注重科技应用，编著出《贸易须知》等经商著作，并试图通过科技应用推动商业发展。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晋商由辉煌走向了整体衰败。晚清时期，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政府的腐败，内乱外患中，一度恢弘的晋商群体走向了没落，淹没在历史的车轮下，但这一群体曾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功不可没。

反观当下的山西商人，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是那种依靠攫取特有的地下资源而一夜暴富，这其中的富有是何等的粗放，是对子孙后代资源的一种掠夺，总觉得缺乏点什么，他们终究走不出更广阔的天地。

曾一次次站在“三晋”大地上，看那些巧夺天工的楼阁，雕梁画栋的古宅，青砖灰瓦的古城，雄伟高大的石窟……我只能静静地抚摸历史的痕迹，似乎想寻找些什么，留住些什么，但始终一无所获。山西离我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