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拉一个音符的风琴手

这个暑期，在空间里，总能读到将行乞者与骗子画上等号的文字。

每每读到这类文字，读到一面倒的应和之声以及上纲上线的愤激评论，我总是感到过激了过激了偏颇了偏颇了；但我又不好站在乞讨者立场上跟大众唱对台戏。恰逢商丘有一家三口夏夜行乞，被朋友近距离接触交流，朋友在空间绘声绘色做了描写。于是，我开玩笑说那个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们所里的小刘，孩子是我们所里头头的娃儿。我们社科所是在分头测试各地市民的爱心指数。我还故弄玄虚胡乱地罗列了衡量爱心指数的标准，并且对她的爱心指数进行了不太客气的减分。她也幽默地把我调侃了一通。

不久，这位朋友发帖说他们那的报纸报道了那组乞讨者。我进到她的空间，看到了一组照片和一些文字。我连连摇头，并且评论说那个记者是典型的没事找屁吃型，当然，主编也是。指出乞讨者对社会并无妨害，我们不应当毫不宽容……（有些内容下文会表述的。）

那年，我和鄂祥、光华、成松等一干人等在面授学习，住荆城饭店。每天傍晚，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手脚稍有残疾的年轻男子，他也住在饭店。他的职业是行乞，但是回到饭店后，他从来不在我们中乞讨。到了饭店就等于下班了，他换了衣裳，挺帅气的，经常和我们自然而平等的说笑。那会儿，我们虽然身份不错，但是收入菲薄；他就故意在我们面前说：“马啦币！今天不行，才讨了……”

我们听了无不大笑。但是，我们无不是在笑我们自己，因为他所说的“不行”的一天，如果乘以3或4，也等于或大于我们的月薪。他每月只要工作三四天，就比我们谁都更能养家糊口。而且，他几乎全年出满勤，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没有大的变故。我们每次听到他故意炫耀地“哀叹”时，都会笑上一阵。但我们没有对他眼红，因为他除了有点小小残疾值得我们怜悯；此外，我们觉得既无理由苛求他选择身残志坚艰难创业，也无理由歧视他选择了行乞。

在我们的国度里，什么样的人乞讨才不会被冠以“骗子”称号呢？大概只有残疾人吧。但在我们的国度里，行乞也不是残疾人的特权和专利。有一次去拜会朋友，走到繁荣街时，我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很有艺术家和绅士的气度，只是稍微单细了一点。胸前挂着风琴，手很专业的抚按着他的乐器，每到一个商户前面，他都只拉响一个音符，就一个音符，听得出绝对是行家。一个音符铿然奏响又戛然而止。然后，缓缓地摘下头上漂亮的帽子，我以为他要向人家鞠躬。他那顶大半新的帽子，那是以往欧亚大陆的绅士们和美洲的牛仔们头上必不可少的毡呢子礼帽。他并没有如我所想的向人家鞠躬，而是不露声色地帽窝朝上，虽然他戴着一副墨镜，但是我敢肯定他目光的高傲、人格的尊贵。因为商户在将票额不等的币值放进他的帽窝时，几乎都以一种肃敬神态目送他走向下家。

也许，只拉一个音符的风琴手不如那位稍有残疾的行乞者专业，也许，风琴手是在节日里临时选择了行乞这一职业，也许……只拉一个音符的风琴手和稍有残疾的男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曾编造任何不攻自破的理由，这是他们职场成功的原因。他们不仅收获不菲，而且得到人们认同甚至尊敬，却不曾被人冠以“骗子”的雅称。

据说中原某省有一个村子，书记、村主任、会计等人带领着村子里的人在深圳乞讨，他们有策划、有分工、有计划和任务、有分配方案……行乞是他们村子的支柱产业。

又有一位好友空间里写到：在公交车上发现了“骗子”。那人不选择打工而选择在公交车上求人施舍，他说工作难找，而对他来说，稍高工资的工作确实很难找，仅能维持简单生计的工作，也许根本不能解决家庭养老抚小的困难。他的理由也许起初属实，后来就属不实之词了；这只能说明他很不专业。但是他的主体诉求还是乞讨，更何况，也许他还有别的难以启齿的理由和难以言明的原因呢。我们可以施舍一点儿极可怜的币值与他，也可以分毫不与。若是见了他，得便的话，我会给他一点零钱，而绝不会大呼上当，绝不要骂他是骗子。

只要想一想：一个大男人，把人格尊严降低到向人乞讨的地步，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呀！可是，很明显，他还保存着做人的底线，即并不毁损也不伤害到我们的社会和公民个人；我们若容不得这类无害族群，一定要“赶尽杀绝”；那么，我们会不会就此将他们脆弱的做人底线彻底击溃，将其驱赶到有害族群里去了呢？

有时，我又想，那些杀人越货的劫匪强盗，那些有害族群中的所有分子，他们怎么就不能去找一个正当的行当谋生呢？哪怕去做一个行乞者也好呀！那么，我们社会该多么安定，多么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