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公车上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早己得知变法失败,本可以逃望的谭嗣同却选择不逃,他是在求死,说到:“古今中外变法那里有不牺牲流血的道理,愿自己死后能换取国家的繁荣富强,自己宁愿做变法牺牲的第一人。”留下“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名句,世人叹之,人可有一死,死也要死得干净,不会连累肝胆相照之人。生死至交义侠大刀王五闯天牢救人,绝笔提写在墙上。谭公同六君子一起被侩子手斩于北京菜市口外,当时的老百姓还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扔向六位君子,绝非是电影里面老百姓痛哭流泪。正如秦桧当权时,人人知道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又有谁当面敢说呢?等到秦桧的势力烟消云散后,才出来骂他几句,一个死后的人,再怎么骂他会知道吗?为什么总是那些被残害了的人,他们死后才会有人睁眼认识到他们。岳飞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落得如此凄凉下场。
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确早就很多的辉煌,在整个人类进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华,牺牲也是最多的。自古以来华夏从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抛头颅撒热血,有多少人能够正真的记得他们,唯有死者人大,在他们死后便有一片颂德之音,就不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同他们战斗在一起。中国的变革注定的暴力和血腥,中国出不甘地,更难以像马丁.路德一样有一个梦。现在也在谈一个梦中国梦的设想,我看还差得太远。昔日有唐太宗李世民那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些虚心接纳群众意见的皇帝。于今的国家听到只会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一堆堆的数据在面前。即使自己眼睛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的,何况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谁会再去相信谁,谁再去爱人,何谈人人爱我,我爱人,基本的可信度难以保证。如果是今天有一位谭嗣同出现,大家一定会骂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没有人认为他做的是对,只会说他是个傻子。
在中华哲学里面已经遗弃了有容乃大这四个字,更谈不上宽容二字怎样写。一个民族像是得一场瘟疫一样,传染之快,而且来得猛烈,还将这场瘟疫埋藏在心里,在他们的口中只会说,哎现在就是这种形势,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无法逃出这个时代。谭嗣同那些人已经算得上是上层人物了,他们难道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吗?我看未必,康有为何梁启超不是跑到日本去了,跑到日本后,国家也可以抓他们回来的啊!为什么没有去抓呢?那个时候的政府心软,当然不是的,也是因为这些人心里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如果去杀害那些为了国家的知识份子,谁敢为国家而卖力。他们敢公车上书,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他们不怕死,考虑到很多人想看到国家真正的繁荣富强,西太后难道就不想自己统治的国家繁荣富强,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让老百姓幸福安康,真心实意的接受臣民的拥戴。只是事情进入正规途径的时候都会印证这个世界的利益往往掌控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往往又动摇不得。这些人的自私自利,毁了自己,毁了其它人。就像当时荣绿那样仇视变法者一样,如果变法进行下去,这些人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中国的传统观点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的政治生涯会结束,何况自己对这些人还存在着心结,他们的出言不逊,在那么多人面前使自己难堪,这么多年高高在上的人,那里咽得下这口气。对这些欲除之而后患,根本不在乎国家利益,旨在个人感受,根本不顾忌国家的生死。地方的官员也如此,为了给老佛爷过七十大寿,大肆的搜刮老百姓,借此机会,他们还中饱私囊。袁世凯之辈更是政治投机份子,看到有利可图,任何人都能成为他的垫脚石,国家的利益在这些人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后面袁世凯一路高升,当总统,当皇帝,还签下二十一条,稍有良心的人都会骂这人没有良心,恰好没有良心人的头像成了不被贬值的银元,骂得死去活来的人,对骂他的人还算大度的,也没有实行恐怖的宪兵制,动不随便的抓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袁世凯愿意接受群众的辱骂,在辱骂声中死去,比什么都可贵。至于自己在老百姓的地位袁世凯想必也是看得很重,不然的话,为了验证自己能当皇帝合法性,自己花钱找一些民间请愿团出来,妓女,地痞流氓,三教九留每一行都少不了。他也在乎群众的声音的,这些是他真正的想听见的群众声音吗?当然不是无非是下面的人,为了讨好他的欢心,对他的行为产生一种误导罢了。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些现象是假的,但是现在是自己见的为实。并不是强加在头上指鹿为马,舆论界也能说得过去。即便是真的是指鹿为马了又能奈何得了他呢,实在是听不进去的人,唯有一种方式杀,看谁还敢不从。如今的社会领导做错了事,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下面的人有几个人会提的,甚至敢提,提出问题的人,落不了好下场,问题还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下属把事情做好了,在领导心中也是留下坏印象,接下来的日子领导少不了会给这些仁兄们穿小鞋,经此方式来震慑下属领导的权威圣神不可犯,在领导面前下属唯有卑躬屈膝,唯唯诺诺才有日子过。谭嗣同的死也少了这方面的原因,他们这些人血气方刚,得罪的人少不了,加之他们是有能力,需要的只是机会,只要有了机会,这些肯定会成事。他们的性格张扬了,早已经成为上司心中的一根刺。谭嗣同恰好也是性格张扬之人,他主动去找一个交情并不是很深的袁世凯,将所有人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这种赌注也未免太过火了。当害到其它人的时候,自己觉得逃跑真的没有意思,自己的逃跑会让人看不起自己,自己看错了人,害得变法失败还赔下那么多人的性命,这根本不是君子所为,死是明智之选,没有人再去责怪自己,不会感受到内心的谴责。君子太在乎外人的看法,自己要对得集体,自己是为众人而活,他们真的爱人,他们受到世人的敬仰,谭嗣同这种人对自己的生死的看得很淡,他们出身地主阶级,个人生活根本不用愁,他们真的是一心为了天下的人,并不是像那个农民起义一样或多或少的存在个人情感在里面。从他们这些人的死,让中山先生看到在中国要想通过简单的变法图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唯有推翻这腐朽的统治才是中华希望所在。他们的死让人们对这个朝廷绝望,不对他们报以再有任何幻想,他们这些人去了日本,回到中华后改变了整个中华历史进程,孙中山,梁启超,汪精卫,蒋介石每一位都是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
顺应中山先生一句话,时代浩浩汤汤,顺者昌逆者亡。谭公这些类在那一个时代都不会被灭亡,只是他们所取作用大小的问题。屈原那个时代,怀王昏聩听不进忠言,好大喜功忘乎所以,成不了大事,也许是看在皇族的份上还保留着一条命,只是一个流放,思想是离自己远远的,耳朵里清净,怀王还没有到达乱杀忠言者地步。海瑞大骂嘉靖皇帝也没有被处死,要知道嘉靖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皇帝,为什么不杀海瑞,无非是到海瑞身上的正气太重,在自己内心里起到了震撼,海瑞背后站着千万老百姓,杀海瑞很容易,千万的老百姓那里会对你这个朝廷彻底失去信心,加上事情是皇帝本身做得不对,一门心思的炼长生不老药,不理正事,导致朝政混乱,奸臣当道,奸臣误国,倭寇才有机会官商勾结危害国家,给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威胁。嘉靖皇帝心中存在着对黎民百姓的愧疚,给自己一台阶,海瑞在骂他的父亲,给关了起来。
如今要是公车上书的事情发生,会不会落得个海瑞罢官的下场,这个我们还还说不准。过去指鹿为马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直到现在依旧会有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事情发生,当面说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的行为时有发生。出了事情推给下面的人,不出事情那是自己的功劳。这种形式下,下面的人也会有对策,形成了猫找老鼠,已经没有了共同目标,说得难听一些相互的敷衍。当今下层的言论很难传到上面,老百姓的心声,通过没有多墙已经是毫无声息。不是不想听见,只是这中间的墙早已经经把声音吸收干净,公车上书的折子对于中间的墙来讲,他们中间能够用心去看一遍的人已经不错了,谁都知道的,这些东西严重影响他们的利益。如果是让他们先抓住这些人,公车上书的那些人不知道会被安上个什么名字的,正是情理之中事,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不舒服,你这些人就不想再活了。更谈不上屈原式的流放,在他们看来,天涯海角那是浪漫的情怀,却不知道是放走了一颗赤胆日月之心。老百姓的汗水这些人根本看不上眼,还会认为这是他们应该的,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对得起英雄纪念碑下的那些英烈们。如果心中已经遗忘了英雄纪念碑的魂,那我们也应该尊重任何人去信仰他们心中的民族英雄。
怀念谭嗣同并不是只是让后人只是要记得他,要传承的是我华夏优良的传统,不要遗忘昨天,牢记今天。今日中华更应该广开言路,自古中华有容乃大,不要听不进其它的异样声音,不顺耳的声音更应该多听些。在今天看来有可能觉得公车上书这一步也许已经很成功,如今的社会言路很难传达,尽管现在通讯比100多年前先进不知道多少倍,可是言路传递比以前倒退了不知道多少,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得不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件下面的人怕,在自己心中那个不平等的概念已经根底地固。这些我们还真应该向我们的邻国日本人学习,他们不怕别人说他的坏话,怕的是别人不说他的坏话。
怀念谭公,只因为那颗不冥灭的中华心,也许不会被任何人知晓,我也要自作多情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