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子骞与闵子骞墓
在中国,以人名而命名的城不多,以人名而命名的路也没几个,而在济南,却有一条路以人的名字命名。这条路,就是闵子骞路。
路在济南东部、洪家楼商业圈里,以闵子骞而名,确切地说,是与闵子骞墓园有关。闵子骞的墓园,在路的中段。一溜灰色的仿古围墙,中间凸起一座仿古门楼。仿古门楼也是灰色的,只是灰了门楼的边儿,其他的,都是大红色的:撑起门楼的柱子是大红色的,挑起来的窗棂也是大红色的,这在极度现代繁华的圈子里,倒也显得古色古香。门楼的檐下,悬一黑漆匾额,金字书写:崇孝苑,落款为欧阳中石。进得门来,便是三开间的祠堂,正中供奉着闵子骞坐像。乍看祠堂,像是一座庙。其实,庙与祠堂,在汉代以前,并无太大的区别,都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只是汉代以后,庙与祠堂发生了变化,祠堂用来专门祭祀同族祖先,或者供奉为伟人名士,而庙宇则与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成为专门祭祀鬼神的场所。闵子骞的坐像,面容端庄沉静,纹理润泽细腻,整体漆黑透亮,为黑陶制品。黑陶,龙山文化的代表物件,首次发现于原属历城的龙山镇城子崖,距今有4500年到6000年的历史,是崇尚黑色的大舜一族的伟大创造。在我看来,黑陶的“闵子骞”,端坐在祠堂里,除了传承黑陶的典雅壮美、彰显济南的古老文明之外,它还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凝重,震撼到舒适的心灵。
闵子骞,生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卒于鲁悼公十九年(公元前447年),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师从孔子。孔子称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说:闵子骞真是孝顺。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什么异议。言外之意,肯定了闵子骞是一个孝子。关于闵子骞的孝,后人多以“单衣顺母”或者“鞭打芦花”来广为宣传他的善良、宽容和孝悌,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深深扎根于民间,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殊不知,闵子骞的“孝”还表现在仁爱、忠义上,表现在“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的坚定与决心。当时,鲁国的掌权者季孙氏派人请闵子骞做“费邑”,用现在的话说,是请他做地方大员,但他请求来人:“善为我辞焉”,并告诉来人:“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意思是说,你若再来找我,我就逃到汶水以北去!
古之汶水,源于旋崮山,流经莱芜、新泰、泰安、肥城、宁阳,过汶上而汇注济水,是济水的主要支流,以水流湍急而著称。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当时,汶水就是一道天堑壕沟,阻隔了南北交通,因而闵子骞要渡河北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要悖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原因就在于“出仕”要有明确的目的。虽然儒家认为,有才学、有品德的读书人应该出来做官,如若饱读四书五经而不去做官,就像农夫种了庄稼没收割一般,但是,做官要合乎礼仪。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意思是说,古人不是不想做官,但做官不能违反做官的原则。那么,古人的做官原则是什么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说,当国家政治符合大道时,可以出来为官,以各尽其职,服务社会,而国家政治腐败时,就不要出来做官了。闵子骞所处的时代,正是鲁国贵族季孙氏凌驾于公室之上、掌控国家实权之时,有悖于儒家“君君臣臣”的皇权思想,不可能实行儒家仁政、德行的政治主张。所以,闵子骞宁可北渡汶水,也不愿放弃原则,与季孙氏同流合污,做季孙氏的家臣、食昏君的俸禄,显示了他政治上不为高官厚禄所惑的忠义。后来,闵子骞真的隐居在汶水以北,即现在的济南历城一带,死后葬于华不住山。
一条3米多宽的砖道,连接起了闵子骞的祠堂和墓地。砖道两旁,立着一些石人、石马、石羊、石狮、石龟等,虽然残破的令人蹙眉,但也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永恒的人文精神。砖道尽头,矗石碑一块,碑上阴刻“闵子骞墓”,新整修的墓丘为砖砌,呈圆丘状,封土高三米左右,直径5米左右。墓的北侧,存放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赋诗题记,有颜真卿的“东方朔画像赞并序”、柳公权的“玄秘塔”等价值连城的碑刻,还有一代枭雄韩复榘书写的匾额“裕鲁当”,那是济南石刻博物馆收集来的遗存。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闵子骞的墓园还相当规模,仅占地就有七八亩,封土周围有三十多棵合抱粗的古树、十余通历代碑刻等,但五十年之后的今天,能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圈里,不管大小,留下这方墓园,实属不易。
传说,祠堂的西侧,曾有过一口石棺,说是从华不注山下抬来的。关于石棺的来源,《闵氏家谱》记载了一则据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齐州(济南)知州曾巩撰写的故事: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廷简任济军厅兼历城县事时,清理华不注山下的小清河河道,发现这口石棺。离奇的是,这口石棺上有一诗,诗云:“孝哉闵子骞,死后葬黄泉。幸遇黄太守,起我在高原。”这让黄廷简有些狐疑,没想到发现石棺的第二天,圣旨来到,黄廷简晋升为太守,应验了石棺上的诗句。于是,黄太守便命人抬着石棺,沿着华不注山南行,准备择一高处重新埋葬。行进途中,棺绳突断,又忽起大风,旋即聚土为坟。问当地居民,原来这片田园的主人姓高名原……这则故事,虽然是一个传说,而且还带着神话色彩,但流传至今,一直让济南人津津乐道。然而,传说毕竟还是正史,经不住历史的拷问。
譬如说这则故事的时间记载,虽然都是北宋熙宁年间,但曾巩任齐州知州时,是在北宋熙宁四年至熙宁六年之间,即公元1071年至公元1073年之间,而黄庭坚在这期间才刚初仕,在河南叶县当一名县尉。而且,在此之前、之时,正史也没有黄姓官员在历城任职的记载。再说,小清河的开挖时间是南宋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以后,比《闵氏家谱》记载的小清河河道时间晚了六十多年……当然,如果传说确有其事,那黄廷简疏浚的是济水残渠,而不是小清河。
其实,石棺的传说虽然有些离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闵子骞作为鲁人,死后葬在齐地,在《闵氏家谱•居齐实迹》中确有记载:闵子骞北渡汶水,受聘于齐国设教传道,享年89岁,卒于齐,葬于华不注山,至于济南太守李肃之在宋熙宁七年(1074年)筑建的闵子祠,以及苏辙撰写、苏轼书写的碑文,至于闵子书院、讲学堂、訚訚斋、芦花馆等,则都是后话。
作为孝行的楷模、孝悌忠义的代表,闵子骞不但深受济南人爱戴,也深受炎黄子孙的爱戴,其墓、其祠除济南之外,济宁的鱼台、河南的范县、安徽的萧县、宿州等地,还有六七座,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古籍文献的简约或缺残,根本无从考证,也不需考证,因为人们早已把闵子骞作为孝义孝道的化身,把闵子骞的传说作为传播的仁义宽厚载体,通过口耳相承,把他的孝义精神作为修身的根本、立身的基石,铭记于心中。而济南,把一条路命名为“闵子骞路”,则是济南人对这位先人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