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杂说“耳”

耳朵乃人“五官”之一。许慎《说文》解释曰：“耳，主听也。”其实，人的耳朵除了主管听觉之外，还具有平衡身体感觉的功能，有人称之谓“位觉”。宋代苏轼在其《石钟山记》中曾以反问的口吻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意思是说，闭目塞听，一意孤行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可见，对于一个健康的人而言，听觉与视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由远古时代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类，全身似乎除了盲肠之外，人体器官没有一件是多余的，而且这些器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既不可或缺，又不能相互取代。但是，人体各部分器官所具备某些功能的重要程度却各不相同。譬若，与嘴巴说话的功能相比，耳朵的善听或许要比嘴巴的善辩显得更重要。所以，西方哲人欧白思曾经强调说：“聆听往往比说话还难”。有句名言说得更加形象和到位：“善于倾听的人就是天使。”

善于倾听不仅是做人的一种美德，而且还是人生的一门学问和艺术。然而，古往今来，真正懂得这门学问和艺术而善于倾听的人，尤其是善于倾听的领导者和当权者实在是太少了。莫说现实生活中因不会聆听，不善倾听而酿成的悲剧人生不胜枚举，即使国君帝王因专制暴政，拒谏杀贤而导致亡国丧权的沉痛教训也绝非鲜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这么多人不会正确使用耳朵倾听，甚至引起耳朵功能的严重退化呢？

窃以为，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此其一也。人非生而知之。所谓人的知识、能力都是从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中得来的，这个规律不可能随着人的身份、地位、权势的改变而改变。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常识，尤其身处顺境之时，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之后，往往就忘乎所以，自以为是，甚至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对此，唐代诗王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策林》中有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天子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

好大喜功，贪图虚荣，此其二也。常言道：“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好大喜功，贪图虚荣，只喜欢听好听话、恭维话、顺耳话，不愿听难听话、刺耳话、逆耳话却是许多年轻人的通病。孔老夫子曾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六十而耳顺”，指的就是人到了六十岁便能好话赖话一起听了，尤其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为此，古人还将“六十花甲”称之为“耳顺”之年，这说明“耳顺”也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耳顺”善听者不一定非要等到年届花甲之后，趁年轻就养成好话赖话都能听的良好习惯，从而使自身成熟得早一些，快一些，岂不是更好么？

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此其三也。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载：唐太宗问宰相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魏征例举史实来印证这个结论：“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太宗有一次向宰相魏征问道：“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受蒙蔽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辞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历史上许多沉痛的教训值得记取。所以，不能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主张，您才能不致上当受骗。”唐太宗听后，曰：“善”。从此，唐太宗以魏征为镜，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成为一代明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悲痛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耳根软，缺主见，此其四也。闭目塞听，装聋作哑，故不可取，然耳根软，缺主见，搁不住三句好话，便朝秦暮楚，朝令夕改，亦非将帅风范。尤其是喜欢道听途说，闲言碎语，热衷于小道消息，则更加有害。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恕不赘言。

明代东林党首顾宪成曾为后人留下一首著名联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果不是因人废言，这首联句即使不能作为座右铭，却可视为正确用耳的“助听器”。不知文友有何高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