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难当与天下必肥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任用“为人峭直，不干荣利”、敢于直谏的“魏征式”大臣韩休为相。玄宗或宴乐游猎，小有过差，辄问左右：“韩休知否”？言终，柬书已至。一日，玄完揽镜自顾，见面庞消瘦，不禁闷闷不乐。身旁太监趁机谗言诋毁韩休，“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建议将每每廷争、触怒龙颜，给皇上工作施压、让主子身体消瘦的韩休速弃之。玄宗略有所思，说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果然，玄宗治下的开元年间，国富民强，社会安定，百业兴旺，欣欣向荣，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中这样描写“开元”时期的富庶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唐玄宗“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论断体现了官“瘦”与民“肥”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国之君到七品小官，各级官吏承担着建设国家、造福人民的重要职责，其“肥瘦”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们履职尽责的程度。如果为官者宵衣旰食、勤政廉政，一心为民、日夜操劳，那么老百姓必将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而反之，如果为官者中饱私囊、腐化堕落，穷奢极欲、吃喝玩乐，肠肥肚满、大腹便便，只图个人享乐暴富，不想群众发家致富，那么老百姓必将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官“瘦”民“肥”与官“肥”民“瘦”，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为政方式和官场生态。其间的辩证关系，反映出国家与政党千古不变的兴亡之道和成败规律。据载：清末权臣李鸿章说过一句十分露骨、十分“深刻”的“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郑逸梅：《艺林散叶)这句话的社会背景正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膏肓期”，各级官吏巧取豪夺、养尊处优，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生灵涂炭，江山社稷更是屡遭侵略、任人宰割。玄宗名句与李氏“感言”恰好形成了两个非常典型，又相映成趣的正反例证。

如今，随着《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廉政措施的出台、一些领导干部的落马、一些违纪问题的曝光、一些管理制度的严格落实以及一些地区电视问政等新规的实行，许多人感到：干部难当了，清闲官、潇洒官、太平官乃至发财官的日子不好过了。这恰恰说明党纪国法得到遵守，吏治整顿初见成效，以往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散懒奢等消极不良现象初步纠正，说明我党我国向着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对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来讲，无疑是一个值得欢欣、值得称赞的喜人变化，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也是一个值得巩固发扬、再接再厉的重大进步。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官乃百姓所养，权为百姓所赋。权力就应是压力，绝不该是乐趣。为官掌权就必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殚精竭虑、尽职尽责。如果一个时代，当官成了最容易、最享福、最“肥美”的差事，领导干部们成了最富有的阶层，那么黎民百姓必然吃苦遭殃、难有福祉。如果各级官员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远大理想，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责任意识，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情怀，都有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的奉献精神，那么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也就为时不远、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