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寂寞的灵魂而写作

探讨“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就像人为什么而活一样，每一个自觉的生存者都千百遍拷问自己。有过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没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探讨这个话题最多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话自古以来就被奉若圭臬。“立德”不行，还可以“立功”，“立功”不行，还可以“立言”，三者中只要有一，人就可借此而不朽。人生苦短，借助别的东西而让生命永恒，这确实是个很好的主意。但自古以来真正能“不朽”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生命都像宇宙中的尘埃一样，随风而逝了。

白居易说“文章合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无可厚非。写作总有一个目的，像司马迁之所以能忍受奇耻大辱，是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梦想支撑着他，卑贱活在别人冷眼中，《史记》千古流传了，一代史学家也名垂青史。

但我们历来太重功利了，总梦想成名成家。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使我们加倍勤奋地写作，但也可能让我们一事无成。我们也许一直会想怎样才会成名成家，这个想法会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国尤甚。在许多并非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太过认真。我们历来缺少一种必要的宽容。我一直在想，在文章为什么而写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宽容一点，允许别人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不要只以为自己叫得好听，而不许别人叫。

早在几千年前，庄子就说了“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的思想高度也许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他那里汲取一些养料。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思想不同，要想形成一致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让人保留一点自己的东西，至少这样我们的世界不至于太单调。

所以，我觉得历来的写作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为社会而写，为事业而写，像司马迁写《史记》，像沈括写《梦溪笔谈》，像徐霞客写《徐霞客游记》，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真的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闻中先生在《写作的难度和文字的恐慌》中所说的，每一个觉醒的作家必须承担起文学当中的精神使命——探索人性和表达人性之外，还应该承担起时代的精神批判的重要职责。或许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

第二种是为自己而写，为心灵而写，写自己的苦闷、忧伤、欢乐、失望和希望。世界每天都忙碌着，喧嚣而热闹。当我们被每一个黑夜包裹，面对无边的孤独的时候，真的像一根脆弱的苇草，但好在我们能思想。一个人坐在灯火阑珊处，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文字记录下生命中瞬间的悸动，让瞬间的美丽和刹那的恐惧在文字里永恒。那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卢梭写了《忏悔录》，虽然使很多人受益，但我始终觉得这首先是写给他自己的灵魂的。卢梭在序言中说“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卢梭的勇气真让人佩服。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卢梭《忏悔录》那样的作品，缺少真正为灵魂而写的作品。

写作也许是很神圣的，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去写。所以，豪放也好，婉约也罢，只要抒发了自己内心纯真而美好的情感，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苛求责备。文章为自己的心灵而写，因为少了功利性，倒可以写得坦荡些，平和些。

写作着是一种美丽。你可以为自己的事业而写，也可以为内心的不平而写，还可以为内心的寂寞而写，但无论如何，写作者最起码要不愧对自己的良心。

有人把人的生活分为三类：第一类人过得的物质生活，第二类人过的是精神生活，第三类过得的是灵魂生活。写作应该首先是一种精神生活，但这还不够，应努力向灵魂靠近。我始终觉得为自己的灵魂而写，才是美丽中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