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贪腐官员的问责和追查，已刻不容缓
不少官员落马之后，其在任期间的绰号也被公之于众。有的是对其执政方式的高度凝练，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大力推行拆迁而被称为“李拆城”；有的是对其性格特征的归纳总结，如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因个性豪爽、霸气十足，而被称为“武爷”；有的则是对其语出惊人的传神概况，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称自己住在广州高档楼盘130多平方米的居室，每月缴租600元，被称为“六百帝”。
古人为了对自己的名给予深层次的解读和补充,往往会在取名的基础上起字号,不仅贴切于性格和爱好,还彰显了文采和底蕴.进化到现代社会,老百姓也会在总结官员在任期间表现的基础上,为他们取个绰号,用以浓缩对他们的评价和看法.此类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很快都会引起关注,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抱以玩乐的心态看待,看完绰号后,都会一笑了之,并未深思绰号背后的潜藏含义,也未理解这种隐形的民意“标注”。
“三玩市长”暴露了了一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党员败类，“五毒书记”举报了一个“吹、卖、嫖、赌、贪”的湖北硕鼠。这些绰号像一把利剑一样，直指干部的各种不法行为，但是却没有让所指贪官坐立不安，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种变相的“举报信”发挥的实际作用极其微小。
冷静思考民意“标注”遭到冷遇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心态根本都没有摆正，与其说把它看成是一种民愤的发泄，不如说根本上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笑话，根本没有在思想上提高重视程度，相关部门也没有把它列为追查案件的有效线索。进一步说，即使纪律监察人员从中嗅到了“民众检举”的意味，但是也会因为收集证据不充分，且举报人员范围不明等等原因放弃对涉案人员的追查和问责，不敢管、不想管的懒惰心理更是成为打击贪腐的重大障碍，久而久之便会出现“绰号兴起-部门忽视-民愿落空-积聚干群矛盾”的恶性循环。
正视民意“标注”的潜藏含义，加强对贪腐官员的问责和追查，已是刻不容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监督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腐化、堕落的黑暗角，注重加强群众监督的力量，让党员干部自觉的接受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和群众监督。针对形形色色的“绰号”，相关部门要成立一个深入调查小组，实地听取民意和民声，以群众反映问题为突破口，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