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朝文人的糜烂生活

在宋朝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柳永等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然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作为这种社会的精英文人也不例外，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的时候，有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那时，士大夫家里，不仅仅可以蓄养家奴，还可以蓄养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编女人来做婢女妻妾），还有自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

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手笔。此诗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宋诗纪事》）

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那么，官员的俸禄是怎样的呢？拿神宗时期的宰相（平章事）来说，月俸禄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多多。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陈襄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宋代的词人们没有未曾接触过妓女的。一方面他们平时消遣就离不开歌妓舞女，或者家里养一批，或者撮饭饮酒叫一批。另一方面，当时的“冶游”风气也极大地促进了两种人之间的交流。《避暑录话》说：“欧阳文忠知扬州，建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宋稗类钞》云：“欧阳修间居汝阴时，二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妓女是多么眷恋。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欧阳修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例如他写的《南歌子》描写一对新婚夫妻甜美、热烈的爱情：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这首词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充分表现出作者的性兴趣与性体验，可是，却被指责为“浅近”、“浮艳”，引起“群小”的“暧昧之谤”。更有人“为尊者讳”，说作为一代儒宗的欧阳修不会填这类词，“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列在欧阳修的名下。

宋代大文豪苏轼，文风豪迈，其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完全如宗法制度而无情无义。我们都知道他对妻子王氏一往情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诗句令人潸然泪下。然而他对待婢妾的态度，却足以让现代人瞠目结舌。如其在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据说其中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挥麈录》说：“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其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完全如宗法制度而无情无义。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他们的不少旖妮艳丽的诗词，都是在这种狎妓生活中写出来的，例如《调谑篇》载：大通禅师操行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见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令》妙妓歌，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僧禅矣。”《贺新郎》，宋人常用的长调之一。首见于苏轼词，因词中有“晚凉新浴”亦题为《贺新凉》。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今秀兰歌以侑觞。”“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得待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为一个名叫秀兰的妓女而作。宋代词人谁无病，都贪图美眉的风情。在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官场交往，文士交游，推杯换盏之间，有一两歌女名妓相伴席间，那是例行常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出格。苏轼既为当世名士，再超凡脱俗，也免不了官场文场的套路。同时代的大词人柳永就不只是携妓夜游那么简单。柳永长期居留东京，就生活在秦楼楚馆，与妓女相伴，为姑娘们填词。柳永本也有心官场，但他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词为宋仁宗所恶。仁宗一句“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便堵了他的门路。而柳永便象周星驰演的丐帮帮主“奉旨乞食”一样，来了个“奉旨填词”，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填些艳词情歌。其实他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姐妹们的“芳旨”。据说柳永死后，就是平日相伴的舞女歌伎为其集资办理后事的。柳永算是特立独行，而当时的其他京城和杭州的名士们为某名妓填词相赠就是常有的事。即使是那些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高士，也常有与青楼人士往来的经历。端庄严肃的韩琦、欧阳修，甚至范仲淹、司马光等宰相级的人物，都有关于歌伎艳情的诗词传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曾在一次筵席间有诗赠与歌伎。

相比之下，苏大学士要检点得多了。苏轼参与酒席宴会间，多半是应酬答对，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沉溺于此，或闹出什么绯闻。相反，苏轼常有规劝和帮助歌伎赎为自由身的行为。上面提到的才女琴操是一例，另有一次苏轼在杭州与众友人聚会，苏轼倡议众人响应为席间一名为周韶的官妓赎了身。另外，苏诗苏词中也没有其他的艳丽词藻，宋词中常有的“香汗”、“罗裳”、“柳腰”、“朱唇”等等，在苏轼那里几乎找不到踪迹。苏轼的词是适合一壮汉，手持牛骨板，高歌“大江东去”的。即使写情，也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般的深情和收敛，纯粹的哲人之情学者之情。这种事情是不是事实呢？已无法考证，但是语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即使是无中生有，也可能有那么一些“缝”会使人猜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