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生涯1.实现了儿时的理想

教书生涯

作者：王世绥

1.实现了儿时的理想

1972年3月7日，我来到西双版纳军垦农场将近10个月。这天傍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张汝贵连长径直来到我的宿舍，微笑着说：“小王，营部决定调你去学校当老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营部找李副教导员报到。”

这太突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一名老师，这是我儿时就有的理想。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上过大学，解放前在杭州浙赣铁路局人事股当股长。解放初期，铁路局实行军管。不知什么原因，他竟拒绝了军代表的恳切挽留，辞职携全家回到故乡，正好赶上农村搞“土改”。因为祖上留下一些田产，父亲自然逃不了评上地主成分，从此厄运缠身。

1953年，我满六周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并没有送我到就在我家旁边的小学，而是自己买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和几本簿子，由他自己教我认字学数。因为他要下田干活，只能抽空教我：闲时多教，忙时少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每逢期末，父亲到小学校要来考试卷让我做，我都能轻松通过。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三年级初，也许父亲感到老这样对我成长不利，也许自己精力不够，这才把我送到学校。

我的初小老师名叫钱明强，是个四十上下的老先生。他一个人要教一到四年级的四五十名学生——全部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他先安排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做作业、默生字或背书，然后给一个年级上新课，过了一会，再换一个年级教……，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后来我知道，这叫复式班，解放初，缺乏教师的乡村小学多采取这种教学方式。

钱老师不但要教我们语文算术，还要上图画、音乐课。至于体育课，就任由我们疯玩了。逢到雨雪天气，外面不能玩，钱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那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即使是最顽皮的学生也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听讲。

那个时候，我心目中最钦佩的人就是钱老师，并且萌生了长大以后当老师的愿望。

大概1960年春夏时节，我们生产队里来了一男一女两名华东师大的学生，据说男的是“右派分子”，而女的则是来监督“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那时我才十多岁，但我看到的是，那个“右派分子”干活非常卖力，而且待人很和气。可是那个女的却从来不干活，而且盛气凌人，经常指责男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令我感到十分纳闷。有一天，看到只有“右派分子”一个人在干活，旁边没有人，我大着胆子问他：“你是不是坏人呀？”他微笑着反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坏人呀？”

“我看不像，但是大人都说你是坏人！”我说。

“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脱下草帽，用力扇了几下。“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是国家养育了他，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他都是免费生。他也很争气，学习用功，成绩总是全班数一数二。他当初报考师范大学，就是想将来当一名教师，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可是，临近毕业时，他因为看不惯一些不好的现象，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你说，这个人算不算坏人啊？”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自己”，我说，“我想长大以后也当老师。”

“好！有志者事竟成”，“右派分子”鼓励我。

在后来的小学、中学时代，林祖荣、蔡瑞根、金祥炎等老师都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当老师的愿望。

但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像我这样出身的知识青年，这个志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农村中、小学校教师青黄不接，我好多初中毕业的同学被吸收到教师队伍中。当时方泰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殷炳文老师提议让我去教书，但是被有关领导批评为“阶级观念糊涂”。我知道此事以后，十分感激殷老师的关爱，同时又为自己的出身而苦恼。不久，“文革”开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基本停课，我当教师的愿望更加遥不可及。

在那个年代，文化知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在生产队劳动6年，队里用得上文化的事，一概都轮不到我，宁可用识字不多的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些我倒不怎么在意，因为我当老师的志向始终没有变。

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即将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不禁使我浮想联翩，激动万分。

第二天下午，我告别了四连的老乡、战友，带上简单的行李，只身奔赴十几里外地处山沟谷地的营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