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忧伤

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看《史记》，作为四大史书之首，可见它在史学界的地位之高。一部书流经几千年，而依旧被人所推崇，这是书本身的功绩，是非常值得高兴而感到荣耀的事。

当年司马迁为了替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因此触怒武帝，被定为诬罔之罪，当斩，他为了完成父亲论著的意愿，毅然选择接受腐刑，保全残躯。于是才有了《史记》。他父亲司马谈说，“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他当时正当弥留之际，这是他对身畔的儿子司马迁说的，谆谆嘱托。当然司马迁不但没有辱没父亲，更是把一部书写的这样好，而且成书的过程，其艰难程度绝非一般可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牛马走”，搜罗天下旧闻，像牛马一样忍辱劳苦地活着，方才最后写成。

从他父亲的话里基本可以看出来，著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记录史实，第二是置以褒贬，表彰贤明忠义，通古今之变，以供借鉴。记录史实方面，要言不烦，记其大略。说它褒贬，所以每在一篇文章后面说上几句自己的话，作为对人事的一个基本定调。

这里不说第一点，单说第二点。要阐明第二点，得先从他的一段经历说起。他从家乡龙门来到长安，结识了两位重要的人物，第一位是儒生董仲舒，系公羊学派，第二位就是孔子的世孙孔安国。这两人对司马迁的思想与认识都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如果说在认识他们以前，司马迁主要是埋头读书，那么在认识以后，他开始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学会思考，学会应该以什么的准则去判断事物。树立起自己的是非观。

是非观，这很重要，一个社会要是缺失起码的是非观念，将陷入混乱。司马亲后来品评人物，阐发主张，所依据的标准大致就是来自于那一段相与经历。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诸侯之间的征伐，主张有道伐无道。其二是主张尊王攘夷，外族要服从王权。其三是主张崇让知耻，这是人与人交往应有的行为与态度。

今天看了蒙恬列传，他是秦始皇的得力战将，战功显赫不说，他还主导修筑了自临洮至于辽东的长城，沿山脊延绵万里。后来秦二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赵高等人的撺掇下决定派人诛杀蒙氏，蒙恬亦在其列。当时蒙恬被囚于阳周，当使者来到这里告以王意，蒙恬激昂陈词，辩驳了一番，从自己的祖辈为秦国积功立业开始讲起，直至秦朝建立，几代人无不忠心为秦。企图使者能把话带回去，晓示上意，得到他的宽容赦免。无奈秦二世杀意已决，使者虽然有心周全他，却不敢代为转达。

至此蒙恬已无话可说，徒然喟叹而已，“无过而死乎？”很久后，才又自责说我修筑长城，很有可能毁损了地脉，这一样是一种罪业。吞药自杀。应该说，长城的修建在当时是起过一定作用的，阻挡了外族的入侵。但是，其破坏作用却远远超出了其利好的一面。征调民力，破坏社会生产，这是它最大的弊端。可惜的是，蒙恬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停留在对地脉的破坏上，停留在对以地脉为象征的王权统治的维护上。

然而就当时来说，一般的士大夫权贵阶层对秦始皇此举都是叫好的。这既是囿于君臣观念，臣子对王权必须忠实服从，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谁都清楚，反对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是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与氛围下，终不能摆脱的历史命运。不能简单说他们错了，又或是懦弱。

不过，这却从反面证明了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出来的历史进步，以及他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勇敢与正气，也证明了他作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智慧。修建长城，他说这是轻百姓力，不予肯定，四个字一针见血。秦始皇扫合六国，正是天下之心未定、人人思安的时候，他不应该在这个当口再发万民修长城。蒙恬作为他很信任的朝臣，他应该针对这一情况力行劝谏，挽回对民力的新一轮破坏。可是他没有，反而加以利用，以期效忠。司马迁问，蒙恬不当似乎？

我也想问，当死乎？历史似乎很难有答案，今天的眼光不能过于苛责昨天的犯错，这只能是历史自身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