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论

我的中国论

----------读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

今年秋天，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以《中国大趋势》再次吸引国人眼球。对于这样“热”的图书我是没有兴趣看的，我总是认为只有经过时间沉淀的书才是好书。然而朋友的推荐，却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故而来读，读着读着我便沉溺其中。原来，所谓名著也是当时的热门畅销书，然而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会变成历史名著。

原本我对中国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迷茫，这源自我对自身的不确定性，总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的方向感，但由于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我的想法总是支离破碎，无法粘合到一起。然而就因为这本书让我抛掉了多年的迷茫，看到清晰的中国未来，虽然它是通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和他的价值观来表述。

奈斯比特研究或是写这本书的原因

说起这本书不能不提两个人，在书中他也曾提到过。一个是江泽民，在1996年的那次私人会晤中，二人谈到台湾问题。当时正值台海局势紧张。奈斯比特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两边的巨变。他对台湾良好的宣传和大陆的“韬光养晦”很是不满，不吐不快。他对江泽民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他讲得很好。大陆是个大故事，却讲得很糟糕。”江泽民沉思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十年后，另一人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当时任职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的王巍，他向奈斯比特建议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王巍说。奈斯比特终于下定决心，“中国大趋势”的项目随之启动。

当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与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让西方人非常的困惑，一直难以找到答案。而且对于中国人在所谓的“专制”中，还会生活得那样好，而且有着难以掩盖的自豪感与幸福感。也许这是他写这本书的真正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再十年前没有写这本书。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也需要一个西方的家喻户晓的人物来解释中国现象，进行文化输出。这样可以增加中国的软实力与在西方的话语权。这样，二者一拍即合，各取所需。这属于另一种的“强强联合”，互相利用，一个是得名得利，一个是使中国获得西方的认同感，即使是我们表面上不在乎。

奈斯比特的研究风格

这本书真实的体现出奈斯比特的研究风格，严谨、逻辑、一切结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首先他不使用国家及报纸，而是用一些地方报纸。这在《中国大趋势》中保留了这些报纸的名字，如《广西日报》、《伊犁日报》、《深圳特区报》等等。他说，他希望得到更多自下而上的变化。其次就是奈斯比特不要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他只要一些事实性的东西。他说，这样可以避免获得先入为主的意见。当工作人员把一些国家级的报道送来时，他会拒绝。无疑，这些事实性的报道是七零八落的，甚至很破碎，然而奈斯比特有能力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并且找出其中规律性。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研究风格可以让国内的某些研究黯然失色。然而我会在后面的的章节中说明，事实为基础的结论，并不能不可以有“拍马屁”的精神，虽然这样的马屁如此隐晦办般的正大光明。

他的研究方法在中国遭遇了挑战，因为这套研究方法只适用于西方，仅仅关注自下而上的变化是无法解释或是理解中国的许多事情。正因为这样，奈斯比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关于民主的一种另类表述

书中最大的亮点是对于中国特殊民主模式的研究，他说：“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最微妙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奈斯比特将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西方人想到民主是一个横向结构，有无数的个“个人”“平等的”选举自己的领导。奈斯比特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虽然历史上我们不断遭到异族入侵，但是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出现断裂，反而在逐渐吸收，同化别的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直接带来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传承。而这种传承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被盖的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基本的内核。故此，这种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所以才会造就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形式。然而在西方读不懂的情况下，国人却是认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奈斯比特分析了这两种民主体系，认为中国的这种民主体系主要优点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领导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其实，这种所谓的“民主体系”在汉唐盛世，以及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是有所体现的，只是给了人民大的自由空间，并不是现在才发明创造了这种民主体系，而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国家的衰落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自此一百多年间没有过稳定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因素，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有些研究表明，中国曾经是全世界经济规模的马首，只是在100多年的战乱纷飞中，国家难以强盛。故此也可以说，今日之繁荣昌盛离不开老祖宗的伟大的政治智慧。

然后，奈斯比特讲述了“横向民主体系”并不适合中国。他解释说，如果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当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可以说，奈斯比特还是非常睿智的，他没有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巧妙地通过“走出贫穷”来表述一种独特的赞扬。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历史的轮回。奈斯比特用西方的语言权与价值观诠释了中国的大趋势，但是我很想从中国的历史中用标准的国语来解释这种所谓的“民主体系”。

东西方的文明完全不同，西方的文明造就了西方的民主价值体系，同样东方的文明造就了东方的政治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是“君主帝制”。中国历史2000多年，从一个农民起义到另一个农民起义，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还是从帝制走向帝制。可见这种价值体系已经深深地埋于人民的思维模式中，按照科学的学科分析法，就是已经产生了“历史帝制理论 ”“理论帝制理论”“应用帝制理论”，也有了“出世与入世”的成熟的政治权谋。随着近代的到来，现代西方思想价值观引入中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使中国人民睁开眼睛看世界。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后，陷入党争，袁世凯轻松地得到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可见这种照搬式的西方价值体系是无法改变中国。再有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虽然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引入，使这种古老的“帝制”模式有了新的生命，并且使这种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其形式没有改变，即由“一人独裁”转向“一党专制”。也许这就是西方指责中国没有人权的根本原因吧。中国人不是不要人权，而是中国的人权不是西方的人权，西方以靠在世界的话语权中国横加指责，把西方价值观普世化，这是一种愚昧与无知。

作为文明古国，我们成熟的“帝制”价值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是中国的翻版。古代的影响不谈，就是现在也能看到这种似曾相识的模式。近邻日本，在二战失败后，自民党长期执政长达60多年，直到最近才退出执政地位。在这60年里，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变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这正是一党长期执政，制定长期的国家战略并且保证其顺利实施。越南长期向中国学习，你干什么，我干什么，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也是这种政治体制，李光耀还不是稳坐“太上皇”。台湾经济腾飞也是得益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这一切表明中国模式不是唯一的，也不新鲜，只是西方人士看走了眼，带着有色眼镜永远看不到真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很有道理啊。

话题扯远了，我们书归正传。

待续······

附：字数太多，分两次发表。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奈斯比特，这个名字让我手足无措，常常打成“奈比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