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与鲁迅

阿Q与鲁迅

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为此，鲁迅先生创造了阿Q这个典型的贫苦农民形象。《阿Q正传》作于1921年年末，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中篇小说。在《阿Q正传》中，作者直指个体内心，探寻灵魂世界的秘密，以实践早年认为文学须以个体“心声”“内濯”，须能改变国民灵魂的主张。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先生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他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受尽了剥削与凌辱。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的性格特征。从某种角度讲，在这篇小说里，人物一律带有严重的灵魂病态，有的甚至没有灵魂。作者极力鞭挞和讽刺的乡绅官吏，如不许阿Q姓赵的“赵太爷”和不具备人的灵魂的，就是作者寄予深厚同情的贫苦农民阿Q，也封闭于不自觉的精神奴役状态，谈不上自我意识。

此外，在阿Q的头脑中还存在相当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这样的精神状态是阿Q显得十分的麻木可笑。杀头之前的阿Q仅仅使他记忆起多年前的遇到的一只恶狼的眼睛，未及细想“耳朵就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他从来不敢怀疑封建伦理的欺骗性，只是出于几千年的惯性把它奉为权威，在其淫威下辗转、呻吟、扭曲、堕落、沉睡、灭亡，至死不悟。虽然阿Q表现出一种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翻身，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觉醒，只是一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的观念。

然而，有一点也是值得诟病的，即对于阿Q的描写。不能不说鲁迅先生对于他的描写十分精彩，但是这不过是对人物的剪影与速写的累加。鲁迅用轻松诙谐的笔触画出阿Q像，甚至显出阿Q的天真与可爱，几乎囊括了他在普通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所有的正反两面的印象。鲁迅先生并不致于将阿Q塑造为英国作家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也不属于“扁平人物”，而是许多种性格因素在一个平面的累加，鲁迅先生并没有给人物多少的精神独立性，而始终将他单向的被俯视的无知的对象。这个可怜式人物的魅力，一方面固然来自他的可笑又可恨的心理与行事，但是更来自于俯视他的作者流露在小说里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如果撇开后一点，那么就只剩下滑稽了。作家绝对高于人物，这种不平等的叙述方式对应着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农民在精神上的不平等。就这一点一直为人们所不满。在1928年3月，年轻的左翼文学批评家杏先生在他们的同仁刊物《太阳月刊》上发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将这种不满推向极致。

对于这个人物的描写，鲁迅先生运用了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了叙述体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然而更加精彩的是对于西方文学经验的借用，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也丰富了人物的内在性格。

这样的心里描写随处可见，有些事中国的传统技巧，如直述人物在想什么，此外更多的是感觉、梦境、幻觉、下意识和变态的心理。阿Q在街上无师自通的喊了几声“造反”，博来未庄人敬畏的目光，俨然就是革命党了，“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寺······说不出的新鲜而高兴。”思想随着管寺老头给的四两烛的火光“迸跳起来”，梦见“白盔白甲的革命党”“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之类，“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呵呵，阿Q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惶的四顾，待看到四两烛，却又到头睡去。”入梦，出梦，倒头大睡，衔接的天衣无缝。还有在调戏吴妈的那一节里，阿Q又经历了意识到无意识再回到意识的过程，可谓环环相扣。

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艺术典型，但是也带来了一种叙述上的不平等，即“被叙述”，这种不平等的“被叙述”在《伤逝》中显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