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广场

江西横峰县委党史办

李文旺

老家是经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村庄，它的名字叫石墙李家，虽然现在这十几年不如一些后起之秀，可是人们对于它还是有好感的，最不好听的也叫它是瘦死的骆驼。石墙李家有一片广场，那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自我记事起，那个广场早就有了，很大很大，大概有两千平方米。可是，到2003年，我再次回到老家，这个偌大的广场不但没有扩大，还改做农田了。看了三十多年的广场突然没有了，我心里十分失落。失落之余，只好写点文字以纪念。

村里的广场是村里人的宝贝疙瘩。农忙时用来晒刚刚收割的稻子，农闲时，村里人同样离不开广场，他们或者集会，或者打篮球，或者看电影、或者看戏。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作为军事演练场和练习自行车的场地。

我七岁到十一岁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期，像我大姐一样大年纪的人，正当十七八岁，都是村里的民兵。那时期的青年，除了上海下放知青，几乎全民皆兵，一个自然村往往就有一个民兵连。每个民兵至少有一根红缨枪，还有四分之一表现突出的民兵会有真步枪，而民兵连长常常会有手枪。除了“双抢”时节，民兵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当训练开始时，民兵连长一声口令，大家扛步枪的扛步枪，扛红缨枪的扛红缨枪，那威风，那气势，就像是一个军事正规连，让人肃然起敬。我们当时只是学龄前的孩子，后来也只是小学生，尽管我们十分羡慕民兵们的步枪，更眼馋民兵连长的手枪，可是我们太小，连摸一摸红缨枪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中一个胆大的孩子，竟然吃了豹子胆，他大模大样地走到他哥哥跟前摸了摸步枪。被民兵连长骂得哭了鼻子，后来，他哥哥扛的步枪也改为红缨枪，改成由我的大堂哥扛步枪。大堂哥和我家是邻居，我想，终于等来了摸摸步枪的机会了。可是，连这个民兵组织也纪律严明：训练后红缨枪可以扛回家，步枪一律放回武器库。为了过一过看枪的瘾，我们常常跑到村广场看大人们训练。什么卧倒，什么投弹，什么匍匐前进，什么突出刺，什么卧位射击，那些动作，时过近四十年还记忆犹新。慢慢地，我们觉得看着不过瘾，干脆自己用木头做了手枪。后来看《小兵张嘎》，我们都说自己的手枪最像电影里的手枪。如果是遇上打靶，那都是真刀真枪地干。打靶都是以大队为单位，从不会一个自然村单独进行，所以打靶的地方就不在村广场。但是，不管多远，我们都跑去看。虽然不能靠近看，但是，远远的看也是享受。我们盼着自己快长大，怕时代一变了，就会失去这机会。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等我长大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的青年全部从军事训练转到文化学习上来了。农村民兵组织名存实亡，更不见什么民兵训练。我们的扛枪梦自然被大学梦所取代。稍大一些，我知道了那段时间正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比较正常，全民皆兵式的民兵训练应该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后来，越南真的在苏联的撺掇下，竟然向中国挑衅。

我在广场最得意的是学骑自行车，那是1977年，我十三岁，家里有一部大哥买回的自行车。我常常推着自行车来到广场自学，广场上有安全保障————油菜籽的外壳堆积如山，快要倒下的时候，我往往自然地往软软的油菜籽壳上一靠，便什么事也没有。加上有人帮忙，我终于在广场学会了骑自行车。

我们村的广场被人承包种上稻子以后，村民们失去了一块宝贝。个别目光短浅的人说：广场上可以给村里收回三千元钱承包款。可怜的算盘啊，全村七百口人的娱乐被挤走了，这是区区三千元能买回来的吗？难道每个村民一年的娱乐只值那几元钱吗？这七八年来，村里人赌博成风，老家形成了一种堕落的状态。

后来的岁月，我看过上百个广场，1986年还看过天安门广场，可是，在我心里，哪里的广场都不如村里的广场，因为它凝聚着我美好的童年。

可惜，村里的广场死了。我一个游子尚且如此，老家的人们难道没有这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