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李文旺

二姐叫李桂娇，她在六岁以前是个四肢健全的人，人人都说她是我们五兄妹中最会长个的人。6岁那年，因为骨髓炎而致走路不便。好在跛足的程度并不厉害。父亲也曾多次用箩筐挑着二姐去南昌看病。父亲常常把箩筐的另一头装上一些石头以保持平衡。然而几次奔波看病都收效甚微。

于是，父亲对二姐的腿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安慰二姐，父亲坚持让二姐读书，一直到她初中毕业，当时考高中不容易，在农村初中，七八个初中生才能有一个人考取高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多的，因为女孩长到十四岁以上就可以到生产队挣工分。如果说一个成年男劳力是十分工的话，十四岁的女劳力怎么样也有三分半工，因为生产队长期以来有一个比较开明的思想：女孩干活其实比男孩踏实，特别是在插秧等细活上，一般两个男孩顶一个女孩。别看二姐有些不便，可干起活来并不亚于别人。可别小看了这三分半工，这一年下来也要挣不少钱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村号称全区第一村，一个劳动日不是三毛四毛，也不是八毛九毛，而是整整两元。因为地区行署专员到过我们村，是他亲口授予我们村“全区第一村”的。农村就是农村，收入再高，在精神上还是比较迷茫的，自然也没哪个人在丰衣足食之余拿我们村到全省或者是全国去比一比，如果是要比的话，我们村也许还不止是这个称号呢。

二姐也因为读书，特别是在读初中时离家稍远，偶然还要受别人的歧视。也许是我读书较好的原故，我一直比二姐高一个年级，所以我不求上进没有帮过二姐什么，心里常感到内疚。其实，在这期间，父母一直想着继续为二姐治腿，因为二姐的腿疾始终是父母心里的一块石头。

二姐十六岁那一年，二姐也没有读书了，父亲又向二姐提出了治腿的问题，二姐表现出十分兴奋的神态。父亲问二姐：“医生说了，要提高疗效，就得忍住痛，你能忍住那种痛吗？”二姐知道“大人说大话”的道理，大人说出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种痛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痛。但为了将来，她几乎咬着牙坚强地点了点头，说：“只要父亲能替我治腿，再大的苦我也要吃下去，这种痛就是再难挨我也要挨啊。”是啊，如果不趁她年轻治好腿疾，二姐将怎么面对今后的人生呢？以后她还要处对象，还要结婚生子，还要做她自己的事业啊。于是，父亲又一次带二姐去南昌治腿。

这一次手术可以说大获成功，二姐走路的姿势好多了，要不是仔细看，别人一般看不出她是有腿疾的人。初中毕业的二姐嫁了一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农民，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是和睦，从来没有吵过嘴。只是二姐的命运并不好，第一次生儿子的时候，因为请的是只会用土办法的接生婆，结果小生命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后来，二姐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又过了两年多，她才等来了他们想要的儿子。我有时很想劝一劝二姐想开一点，男孩和女孩还不都一样吗？不过，不光是以前，那怕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农村真正想透男孩女孩一个样这个道理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换了我在农村，也许我也是想生男孩的，所以对于二姐，我更多的是理解。

二姐对父母很是孝顺，她在广州打工时常常给父母打长途电话，过年过节常常会给父母一些钱用。母亲谢世时，二姐连工资也没有结就从千里之外的广州赶到鄱阳湖边的老家，前来吊唁母亲。人还在家门外几十米远，她就放声痛哭起来了。在尽了七天的孝之后，二姐又匆匆赶回工厂。她在广州做过七年的工，加上她两个女儿都在广州，所以她很适应在广州打工。去广州的第六天，她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父亲近来有些不适，就坚决辞去了月薪两千的工作回老家照料父亲。这份工作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可是二姐辞去工作后一直无怨无悔。有人对二姐说：“你父母生育了五个子女，即使你不回来，其他四个人也会照顾你父亲的，辞了工作太可惜了。”二姐说：“各人尽各人的义务，母亲在我打工期过世，我已经对不起母亲了，不能再对不起父亲了。”

不过，我对二姐也不是没有意见的。我觉得二姐的自尊心太强，她可以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这种思想过头了，我认为她就是吃亏的人，在于甚至有些迂。这一点她就远远不如我大哥，大哥虽然平时待人少热情，但是他要求于别人的时候，那种热情可以说是可上九天揽月，我被大哥的一番热情所感动，往往会捐弃前嫌的，什么事也会为他办。比如，二姐有几个小孩在读小学或中学时，我知道她是万事不求人的人，就暗示她不管寒假还是暑假都可以把小孩送到我家里来，我好给他们开开小灶。客观地说，语文除了大学生我教不了，教大学生以下的人还是没有问题的。再说数学和英语，我可以教九年级以下的学生——尽管由于长时间不摸这两门对这两门课有些生疏。可是二姐就是一副宁愿饿饭也不肯食嗟来之食的态度，在她偏执的自尊面前，我束手无策。

有人说，有骨气的人自有有骨气人的活法，也自有有骨气人的好处，我衷心地希望这句话能处处应验，并愿好人一生平安，二姐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