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由《一九四二》看“大酱缸”里的复杂人性及信仰缺失
——观电影《一九四二》有感
【一】世界末日
每次下午接儿子放学，在路边等候时总能碰到一小群女人闲聊，应该是彼此熟识已久的学生家长。等人是最无聊的，便以听她们闲话来打发时光。这些日子，听到最多的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她们跟风似地去商场或是网上疯狂购了多少漂亮衣衣。
今天也不例外，那个老是被其他女人围着当作权威和审美风向标的女人又在发表激情演讲：哈，跟你们说啊，明儿就是世界末日了，赶快淘东西去啊，不然啥都玩儿完啦！其他女人跟着附和，于是相约饭后即去再逛商场，因为网上淘已是来不及了，怎么都得赶在末日之前再消费一次，那样才对得起自己来世上一回。
看着这样一群小女人，听着她们旁若无人地叽叽喳喳，就想起了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继而想起了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文化是“酱缸文化”的比喻。若从丑陋二字或者劣根性三字来解析，她们是不是就具备“缺少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的特性呢？
倒是扯得远了，不过，由她们，由柏杨先生的书，真是回想起了12月2号看过的电影《一九四二》，更具体地说，是想起了在那个特定时期，“大酱缸”里所浮现的复杂人性和信仰问题。
在12月2号之前，我对1942发生在河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全无了解，关于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也没看过。只是那天上午碰巧看到中央六台电影频道“电影星播客”正在重播徐帆接受采访，其中有提到《一九四二》，也闪过极少的一点花絮。就那一瞥而过的画面，我便决定下午去影院看，而且一定要带儿子去，想着是带他去接受教育，就跟很多家长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所谓的可以教育孩子的机会。
真正从影院出来，我却没有问儿子一个问题，也没有引导似地告诉他以后“你应该怎样怎样，你看《一九四二》里的那些人过得怎样怎样”诸如此类的话，更没有逼他写观后感。应该说是电影的画面已经冲击了他童真的眼睛，观影后极度压抑的我怕深究下去种种残忍的事实真相再击碎他幼稚的心灵，只想着他能多少了解一些历史就好，至于所看到的是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已无关紧要，再说事隔这么多年，我们普通人也无法再去一一考证。
不过，儿子倒是问了我一个问题：灾民都饿死那么多了，国民党不管，那共产党呢？一时还不知怎么解释他才懂，便举了他熟悉的电视剧《亮剑》来说事：你看过《亮剑》的，1942年前后，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李云龙那样的共产党那时正处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层夹缝中求生存，正忙着打游击、建根据地，保存实力领导人民抗日呢。
不逼儿子写观后感，并不表示自己不写，从影院出来那会儿起，我就决定自己一定要写篇。是，仅限于观后感，不是影评。我只是一个普通观众，非专业影评人士，能把自己观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记下来，也不算是白看一回。至于影片拍得如何，是不是遵循了历史，是不是刻意作了某些回避，是不是不如宣传的那么好，票房收入又如何，都与我无关，也与这个观后感无关。
可是，观影后的情绪实在复杂，悲愤、怜悯、拷问……诸多杂陈，久久不能平复。又因为铺天盖地的影评如蝗虫般飞向网络，各种声音都有，一时真不知该发出怎样的声音，便给暂时放下，期待内心里随时间过去能沉淀些东西下来，而那沉淀的，便是我最终要说的。
而今天，因了即将到来的玛雅人预言的所谓“世界末日”，因了一小群女人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狂想，终于等来了那个切入点，真有点像刘庆邦说的找到了“短篇小说的种子”。
【二】大酱缸里的复杂人性
电影《一九四二》，场面如何宏大，场景如何惨烈，这是观影者眼睛都能看到的，我不必说。我只想讲讲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从而讲讲从影片背后看到的复杂人性，并就自己的理解作一些肤浅的解读。
其一，灾民层面的具窝里斗、贪图小利、幸灾乐祸、狡诈、奴性等特性的小农心理。大灾之年，灾民一哄而上抢老东家家里的粮、肉和钱，这是天灾人祸时国人惯用的伎俩，叫“劫富”或是“吃富”。为了保住家财，少东家许给同村的人粮肉管吃饱并给几块银元，于是，就有大量的村民为之卖命，双方打成了一锅粥。在老东家家里完了的时候，幸运的还有命在的村民，趁火打劫忙着抢粮抢各种东西，并可以为了争抢杀伤甚至杀死自己的同胞。其中最典型的一幕便是冯远征演的长工瞎鹿，在少东家临死向他求救时，他因为老婆花枝差点被少东家奸污正恨得牙痒痒呢，此时眼见少东家快没命，不由觉着大快人心，不施以援手不说，反倒抢走了一大袋东西，还冲快咽气的少东家说“你想玩儿我老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脸上那得意的表情，不活脱脱就是小农心理的淋漓尽现么？后来，老东家避荒与逃荒出去的长工瞎鹿一家遇上，瞎鹿老婆花枝对老东家一家的不屑，到老东家的车和钱财被抢沦落得与他们一样时，花枝撇着嘴说“咦，这下我们真的一样哩”的快意，似乎平起平坐这一天她等了多少年似的，那一撇嘴就把什么都表现清楚了。影片开头在灾民来哄抢时，老东家一面好酒好肉地款待稳住灾民，一面派长工栓柱去县里搬救兵，同时要老婆把帐本一应贵重物品藏好。在逃荒时，另一个长工拴柱，不愿跟着老东家赶车怕失了性命，老东家以把自己的女儿星星许配给他为诱饵，让他为自己卖命，都是如兔子一般狡诈。影片后面部分，为了换五升小米，星星决定把自己给卖了，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躲在人群里既痛苦又期盼，眼见着女儿星星被来挑人的选上了，眼见着可以拿到救命的五升小米了，他脸上露出了期盼得以实现的笑，又碰巧碰上了星星的目光，赶紧收了笑躲闪着低下了头，一笑一躲，更是把小农心理给演活了。至于奴性，光是瞎鹿跟栓柱肯听已经跟他们一样只是灾民的老东家的领导去偷美国记者白修德的驴子就可以看出，其他不必多说。
其二，灾民层面的狗苟心理。诚然，面对如此那般的天灾人祸，换作我自己，我可能也会以活着为最高目的，我没有经历，所以不能苛责他们什么。但是，那又是在绝境面前展现出来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性。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不要任何道德底线，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能活着，怎么样都行。在影片里面，为了救病危的老娘，瞎鹿可以卖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了能多活一天，他们可以吃树皮磨的粉，吃到拉大便非要用手指去抠；为了弄到一口吃的，面对少东家的侵犯拼命反抗不就犯的花枝，可以放下所有的羞耻对栓柱说“你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为了换粮，为了活下去，学习了文化识文断字的地主家女儿星星，可以卖了自己，在嫖客面前因为吃得太撑弓不下腰；为了活下去，可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粮，并为侵略者卖命倒戈相向屠杀自己的同胞；为了传宗接代，儿媳妇都已经死了，还要扒去她的衣衫让孙儿吃几口死人奶……影片里面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灾民，被飞机炸弹炸，被国民官兵抢，死了被野狗抢食，活着好不容易盼到救灾却身不在救灾区不准进洛阳城，历经千险万苦逃到陕西潼关又被官兵子弹拦截不准入陕，可他们还是惯性地向国统区逃，向西逃。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还有一口气的还在蠕动的一群生物，连畜生都不如，哪里还有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的尊严可言？可人家，毕竟还是活着，还在蠕动。
其三，军队、商人、政客等的冷血无情、残暴狠毒心理。面对经历大荒和虫害的重灾区，军队不仅不顾百姓死活只知道催军粮，还把多余的军粮拿去与奸商合伙变卖捞金，且堂而皇之地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中国人就成了亡国奴了。”大有“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说教意味儿。只是要是人都没了，那个国还有存在的意义么？洛阳城里人们忙着过年，烟火辉煌，莺歌燕舞，嫖客寻欢，妓女卖笑卖身，城外灾民没吃没喝没穿没住，冻得跟冰棍似的，一墙之隔差距如此之大，偏偏昧良心的商人们还狠着心场以几升小米廉价买女人送去妓院为他们敛财。一边是灾民求天无门求地无路，饿殍遍野，一边却是重庆觥畴交错的欢迎宴会，由阵亡军官子女组成的军乐团卖力表演，以及市民被迫练习欢迎仪式的大场面。打了败仗的国民官兵逃亡时拼命跟灾民混在一起以求保全性命，又抢灾民的车、财物，瞎鹿就那样为了一头驴子被残兵败匪一枪杆打进了水烧得滚烫的大锅里，然后熟视无睹地被煮得尸骨全无。政府最终好不容易拨下来一点粮食救灾，被军队以绑架威胁截去了一部分，剩下的那点粮食犹如杯水车薪，可救灾已刻不容缓，到底该如何分配，开会讨论的政客都只晓得为自己分管的那块儿非灾民或者说自己的那点利益争得你死我活，只差拔枪杆子干架……他们何曾有一丝一毫地顾及到急需救命的灾民？灾民在他们眼里，连草芥都不如。
其四，政客等缺少对事物真实性和精确性的起码尊重的心理。他们高高在上，不顾灾民疾苦，不仅不积极救护灾民，还对报道了河南灾情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采取政治打压，对事实进行封杀，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极力阻止有良知和新闻道德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最高执行官，阻止他进灾区调查，阻止他向外发布消息；还为了乌纱帽不深入调查，瞒报受灾、死亡民众的数字，上报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之大，令人瞠目。如果他们有最起码的良知，尊重新闻工作者报道的事实，早一点进行有力措施救助灾民，会有300多万人饿死，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西出潼关做流民，饿死、病死、摔死无数？
其五，最高执政官的目光短浅，逆人民而行，用小善掩饰大恶的心理。为了阻止日本的侵略，蒋介石1938年借“以水代兵”下令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将广袤的富饶平原变成了黄泛区，间接加重了1942年灾荒的影响；又下令军队撤离河南，把灾民丢包袱似地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抛弃了逃也要往国统区逃的他的子民。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者都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不假，但首先他们得是人”，都知道发粮食救灾（当然他的救灾有他的目的），可我们的最高执政官呢？做了历史的大恶人。是，他面对阵亡将士的孩子，有貌似爷爷般的慈爱和温暖，可以摸孩子的头并邀请孩子一起过年；面对与他母亲年龄相当的工业实业家的母亲，可以耐着性子嘘寒问暖，貌似极遵孝道。我们不管这些他是发自内心去做的还是演戏，我们暂且也承认他这是善，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善，是私人层面上的，与他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施下的恶、欠下的债相比，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了。他先选择了背离人民，所以最终人民也选择了背离他，他成了孤家寡人一个。
其六，外国神父梅甘和记者白修德、工业实业家张钫和他母亲等的善和良知。影片里，太多恶的人性，但也不乏善的人性。蒋介石亲赴山西找到实业家张钫找他借钱，张钫尽管对国民政府失望至极，还是毫不犹豫地捐出了一半家产。他母亲急切地打听河南灾情的事，听说政府已经在安置，那一句“阿弥陀佛”便勾勒出了一个善良的老太太，想来没有如此善良的老人，也不会有如此善良开明的儿子，不由让人心生敬佩。外国神父梅甘的善和良知暂且不说，光是记者白修德，他冒着生命危险赴灾区查找真相，记录真相，又极力找国民政府反映真相。其中有一个细节：饿得没办法，瞎鹿和栓柱在老东家的策划指挥下偷了白修德到灾区去的交通工具——一头驴子，他不仅没怪罪，反而只是求栓柱驴子和饼干都可以拿走，但相机和胶卷一定要给他留下，因为里面记录了太多的真相，因为他还要靠它们继续记录真相，因为他只能通过这些真相让世人了解在河南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该为河南做些什么。如果没有白修德的执着，就没有国民政府后来的救灾，虽然救灾晚了那么久而且不怎么得力，但至少还是挽救了部分生命，况且若没有他，估计能够保留下来的关于1942那段历史，几乎是没有什么了，我们也就看不到这段历史，并就此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和体悟。
可以说，影片里面涉及的人性，我觉着是比较全面的，囊括了农民、地主、长工、学生、传教士、记者、商人、军人、工业实业家、政府官员乃至最高执政官，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小至个人层面，大到阶级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几乎涵盖了整个“大酱缸”里的差不多所有人性，就看我们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了。当然，我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颇，仅为个见而已。
说到这儿，不得不补充一点关于人性的话题。影片里只拍到了狗吃人的场面，已经让人愤怒。而据说原作里记载了人吃人的情况，白修德曾亲眼看见一对夫妻煮食自己的孩子，以及易子、易妻而食的事件，甚至有生吃活人的事发生。这样一群不会揭竿而起只会骨肉相残的人，尽管是饥饿和人的本能使然，他们又怎能还称其为人呢？自然更是没有人性。
【三】复杂人性背后的信仰缺失和不够坚挺
多说一点看似题外的话。我来说说有关信仰的话题，这里的信仰不局限于宗教。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是有信仰的，我这里说的他的信仰不是宗教，也无从知道他信仰的宗教，影片里可以解读到的他的信仰便是记者要坚持用事实说话的职业操守。为了这个信仰，他甘冒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逆行深入灾区，在枪林弹雨里抢拍下一系列珍贵的历史图片，又费尽周折通过宋庆龄见到蒋介石把真相传达到政权最高执行者手中，还把资料传回美国，让世人都知道真相，从而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救灾。这种信仰是高尚的，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外国神父梅甘也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是基督教，他来中国三十年只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没有关系。只要相信，上帝便永存心中。只是面对看似的天灾实则的人祸，神父也搞不明白了，他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且颇受触动：“我来这个国家三十年了，前十年是为了了解这个国家，后二十年，我是越来越搞不懂它了。”为什么呢？按时间推理，他来中国后的前十年正是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反对复辟、多次进行护法革命的时期，而其后二十年，从北伐战争再到其后国民党反共、剿共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别说他一个外国人，就是中国自己人也是越来越搞不懂的。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发出感叹：我倒怀念北伐时期的自己，一呼百应，毫无顾虑，能够真正与百姓站在一起，现在，已经不能那么单纯了。
那么其时的中国人的信仰呢？
先看传教牧师安西满。他身上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悲情色彩。从小就被梅甘神父收养的他是有信仰的，那就是基督就是万能的上帝。当灾难来临时，他自诩为神的使者，带着他的信仰，骑着自行车到处游走，执着地希望用宗教信仰来带领人们逃离苦难。然而，残酷的现实又让他困扰在自相矛盾中，亲历了种种后，他的信仰被戳到了软肋，他开始动摇和怀疑了，对着梅甘神父发出了“上帝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上帝知道为什么不管”、“既然魔鬼老是战胜上帝，那信他还有什么用”一系列追问，最后只能与他的精神支柱梅甘神父，还有肃穆庄严的教堂，一齐从银幕消失，一起消失的是不是还有宗教信仰呢？
再看不同灾民的不同信仰。信奉传宗接代，老东家有，他在儿子死了又有了孙子后的欣喜足可以证明，这一点瞎鹿也有，他决定卖孩子时不是卖儿子而是卖女儿；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点所有灾民都有，无论是原来的地主，还是原来的长工，没有谁是主动放弃生命的。为了这个信奉，星星可以把自己卖到妓院，花枝可以把自己卖给别人当老婆，当然她们的信奉里又多了一层为了家人奉献的意思。把好死不如赖活着演绎得最深刻的，乃是所谓的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最后为了吃饭活命去给日本人干了活；信奉所谓的道义，栓柱答应了花枝要照顾好她的孩子，结果在好不容易扒上火车后来又发现孩子不见了后，毅然跳下火车往回寻找，最后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就连这个死，看似是有气节，其实倒觉着更像是一根筋，为了遵守承诺可以对其他置若罔闻，包括生命；信奉忍受，窝在洛阳城外不准进城，也得不到救济，没有一个人反抗，只知道卖儿女卖自己。逃了那远的路到潼关，陕西方面的军队不让进陕西，面对枪弹灾民也只是一哄而散四散逃命，同样绵羊似的没有反抗……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信仰，所以我只用了信奉一词。在命都无法保住的非常时候，就是有信仰，估计也被饥饿挤得没地儿生存了，更何况那年月的中国百姓，已经被太多的苦难麻木了神经，哪里有信仰可言？更别说坚挺的信仰了。
最后看蒋介石一类人的信仰。他信基督，他可以在面对耶稣像时流泪，证明他内心深处对灾民还是有同情的。但他其实更把自己当成一种信仰，他期盼所有的百姓都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对他顶礼膜拜，所以他慨叹北伐时期的一呼百应，慨叹与百姓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可惜，他的无论哪种信仰都不够强大坚挺，最终让他迷失了自我，也抛弃了自我。他的手下，像李培基之流，信仰什么？信仰他蒋介石，跟他在一起都唯唯诺诺，不敢多发一点自己的意见，不过多少还有一点为民请命的良知。而如蒋鼎文一样的人，看似信仰拳头，结果没一仗打赢，只会把拳头对准自己的同胞，实则只是没有信仰的动物而已。
因了没有信仰，没了坚挺光明的信仰，所以除了逃荒，除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还能做什么？
再扯得远一些，恐怕因了所谓的“世界末日论”而兴奋、忙碌的人们，也是信仰缺失的吧，至少是没有坚定信仰的吧？
因了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因了《一九四二》一场大戏，我们在特定时间、空间和环境下，见识了人性诸多方面的精彩表演，见识了信仰诸多方面的形式和存亡。能确定的是，当下的我们需要保持正确的信仰，走正确的人生之路。不能确定的是，我们是否就拥有了这种信仰，还有走正确之路的决心和恒心。
2012年12月20日晚十时至21日凌晨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