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有人向我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在五年前就看了。 总体上来看，此书不乏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之处，但也有胡说八道之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历史学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极）少数人（特权阶层和不道德的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本无法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书，现在有人把这个心理充满矛盾和自我否定的作者替代马克思，我认为这是徒劳的。

有人尤其对“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句话感兴趣，把荒谬当真理，这是极其幼稚的。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当橡皮筋被拉扯的时候，外力即以内力形式传递到橡皮筋的各个部分，而橡皮筋的记忆（传统）促使它同时对外力施加者以反作用力。外力越大，反力越大，忽略能量转换部分，外力与内力相等，方向相反。如果外力越加越大，大到橡皮筋自身的强度无法忍受时，橡皮筋就以惨烈的形式——自身断裂来恢复本来形状，虽然部分塑性变形使它不能100%的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种断裂在我国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政府征发闾左的贫苦农民900人去渔阳（北京市密云县）戍边。他们走到大泽乡，遇上了连日大雨冲毁了道路，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误期者要被处斩。“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死，同样是死，莫如我们反了吧！”于是揭竿而起，以此动摇了秦王朝的根基。至于此后千年有多少官逼反的例子，在此不需要例举。

“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作者认为，波旁王朝的压迫放松的时候会发生革命，压迫加重反倒不会发生革命。我要问作者，这种阶级压迫有没有一个“度”，它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他说可以无限地加重压迫而不会引起革命，陈胜吴广、李自成已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他承认压迫有“边界”，这就等于他扇了自己一耳光。

那些以为波旁王朝的压迫空间还很大，还可以无限地加重压迫的人，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贻笑大方。现在是什么时代，是1789年吗？是1917年吗？难道不知道一个道理，对内部压迫越重，在国际上越虚弱吗？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后有二条道路：或者以更加专制替代老专制，或者走向宪政，而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它可能象大顺政权那样是过渡性的。所以，不妄谈革命。文/红叶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