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随忆
现在高速公路不断竣工，火车不断提速，新的航线不断开通，出行是极方便的了。然而，回想当年的交通情况，几多追忆，几多怀念，几多感慨，几多无奈，有的甚至有点辛酸和苦涩！
在我幼小的时候，拥有30万人的省城是没有公共汽车的，市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称为黄包车。而私家专用的人力车，则称为私包车。私包车是少数居住在“公馆”里的富贵人家才有的，比黄包车装饰得漂亮多了，有的还装有灯和叮咚作响的踏铃。我家仅为小康，没有私包车，但随大人坐黄包车，却是常有的事。
跟随外婆去郊区的昭觉寺、武侯祠等，则是坐“鸡公车”。“鸡公车”是一种木制的人力独轮车，农民用它来推粮食等农用物资，可载四、五百斤，而加上靠背和简陋的坐垫，便可以用来推人了。由于它是独轮的，所以不但可以走“大道”，就是田间小道也稳走如常。它的木轮多包上铁箍，有的古镇的石板街道上至今留有它碾出的车辙。“鸡公车”推起来吱吱嘎嘎地作响，声音在寂静的乡间飘得很远、很远，也许这便是它名字的来源吧。有人说“鸡公车”就是三国时期诸葛孔明发明的木牛流马，我以为不是，因为江浙一带的农村也是普遍使用的，而山区却很难用上它。
山区和丘陵地区，普遍使用的人力交通工具是滑竿，它很具四川特色。有人把它比喻成轿子，其相似之处是都为人抬的。但轿子有二人、四人、六人、八人抬之分，滑竿却只有二人抬的；轿子四方及上下都是可以遮蔽的，装饰都比较好，滑竿基本上不遮蔽，最多有顶布，略可遮日蔽雨，少有装饰；更重要的是，轿子离地不高，轿里的人是坐着的，不适宜于爬坡上坎，在山区使用不方便，而滑竿离地高，上面的人是躺或半躺着的，适宜于爬坡上坎，在山区使用极其方便。现在如青城山、峨眉山等山区风景点，把滑竿作为旅游项目推出。我坐滑竿，清楚的记忆是1951年，时值土地改革，伯父来接我回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因为土地是按人头分的，多一个人就可以多分一份。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就是财富，而且当时还以为是永远属于自己的财富。回故乡是走小路，300余里，对于七、八岁的我，是走不了的，当然就只有坐滑竿了。
土地改革完成了，在我的名下也分到了一份土地之后，父亲到故乡去接我回家了。他是骑着英国产的三枪牌自行车，经200公里的公路去的，也用自行车把我载了200公里回家。我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紧紧抱住父亲的腰，虽然当时少小不知父亲的辛苦，但他汗流浃背的样子，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就这样，在丘陵地区凹凸不平的泥石路上，整整颠簸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我一不小心，把脚伸进了自行车的后轮，所幸的是在上坡，父亲及时地停了下来。但我的脚还是被檫掉了一大块皮肉，我大哭了，看见父亲也流泪了。不过，我真正把自行车作为大众交通工具乘坐，是20世纪60年代的末期，出差到广西自治区的一些县里的事。从县城到乡镇去，主要是依靠“载客单车”。“载客单车”的客人座位，很象现在自行车上的幼儿椅，后架前方有细钢条作成的把手，后轮两边有踏脚板，后架也被垫上厚厚的软垫，我坐着还算舒适。骑手车技的高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省城市内的公共汽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行的，开始只有三四条线路。票价不算贵，乘一、二站仅三分钱，乘五站以内是五分钱，全程最贵为一角二分钱。但那时的我家，已经从小康堕入了穷困，故在整个的学生时代，是很少乘坐的。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省的D市，虽然它是该省的第三大城市，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公共汽车，车很少，线路和班次也很少。一次在街上幸运地遇到了儿时的伙伴W君，他是支援三线建设调去的，工厂在距市区十多公里的大山沟里。不久遇见他们厂里的人，我问起W君时，回答令我惊愕和悲哀：工厂只有上下午各一班公共汽车，他在一次回厂时，由于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挤得车门都关不上，他在车行驶途中，被挤而摔下了地，而雨衣又被车门挂住，车把他拖了很远，车停下来时，他已经断了气。“文化大革命”刚过，我调回到位于郊区的大学教书，学校不通公共汽车。曾经有位年轻教师从市内返校，天色渐晚便爬货车搭黄鱼，车到校门前跳下时，不幸跌伤头部，造成严重脑震荡，留下了后遗症。到1977年10月，学校总算通公共汽车了，这真是开天辟地的大喜事，至今两万多师生也仍然是依赖着这班公共汽车，只不过是由一小时一班，变成三、四分钟一班了。
我坐长途汽车是大学毕业那年，被分配到贵州省工作。从成都出发，乘火车到重庆綦江县的赶水车站下，要换乘长途汽车去贵阳。但没有车，只好等。一等就是三天。赶水当时是非常小的地方，人烟稀少，候车的人也很少，异常清静。汽车站是泥石公路边的一间破旧低矮的小木屋，屋内除了一个油漆斑驳的带有木栅栏的售票柜外，别无它物，只有坑洼不平的泥土地上的垃圾。附近有几间同样破旧低矮的木屋，看得出来，它们都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旅店虽然已经不挂“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纸灯笼了，但昏暗的房间里，微黑的被子和蚊帐，发出一股村社小店特有的淡淡霉味，铺垫的稻草里跳蚤一蹦老高。没有报看，没有书看（书都打进了行李包中），没有广播，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方式。只有白天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看清澈见底的溪水绕着突兀的岩石潺潺地流淌，或望着不远的被“大跃进”时砍成光秃秃的山丘，在太阳下发出泥土的红辉，或在那少有车辆驶过的尘埃盈寸的碎石公路上百无聊奈地踯躅；夜晚坐在旅店门前的长凳上，一边扑打着如蜂群般密集的蚊虫，一边望着天空，数着星星，想着迷茫未卜的前景。就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三天，终于坐上了长途汽车。长途汽车的年龄大约和我差不多，从赶水到贵阳，估计是400公里左右，汽车摇晃爬行又是三天。至于翻越七十二道拐之难、跨越娄山关而默悼古战场之思、驶越乌江天堑之险，在疲惫与困倦中，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记。1965年10月川黔铁路通车，以后就再没有走这条路仔细欣赏沿途风光的机会了，实在有点遗憾。
大学期间到外地实习是坐火车的。当时火车上的乘客不是很多，一点也不拥挤。同学们在途中“学雷峰”，帮着乘务员拖地板、送开水，还表演节目。“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使火车拥挤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那时我已经工作，没有去亲身体会过，只听“红卫兵”讲过那种场景。没曾想到我后来还真遇上那种场景了。1968年的夏天，我回家探亲。探亲假过完了要返单位时，却由于“武斗”太厉害，铁路停运了。在家等了一二十天，铁路终于通了，我立即去买票急着走。上车之后才发觉，车愈来愈挤，不仅两人的位子挤坐了三人、三人的位子挤坐了四人，放杯子的茶几上坐了人，连过道上、厕所里或站或坐挤满了人，行李架上也或坐或躺了不少人，座椅下面也躺了人。这样的列车当然没有乘务员，没有水喝，更没有饭吃了。列车毫无规律地时开时停。开始时要“方便”，还可以很艰难地把厕所里的人换出来，后来不行了，只好憋着。当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憋得受不了的我，赶紧从站台另一面的车窗跳出，在车下卸了“包袱”。可是，地面距车窗太高，爬不回车上了。恰好这时，列车缓缓地开动了，我急出了一身冷汗。猛抬头，看见后面的车厢门，被人挤得没有关上，而且上下车厢的脚踏板上，坐了人，由于是在车外，都紧紧地抓住两边的扶手。我急忙奔去，也抓住了扶手，在上面坐着的人的帮助下，总算逃过一劫。列车在永川车站的外面停住了，据说是因为“武斗”进不了站。等呀等，后来居然连火车头也开走了。没有办法，被污浊的车厢气体熏昏而又饥饿与口渴难耐的人们，这下都拥下了车。站在车下放眼一看，实在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顶上居然也坐着、爬着许多人。在距铁路不远的地方，有不少农家，农民挑了稀饭和面饼来卖给大家，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到了半夜，火车头才开来，列车又前进了。就这样，火车到达贵阳，真可谓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我坐内河船，无论是从乐山顺岷江而下宜宾，还是从重庆经三峡去武汉，多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虽无猿啼鹊绕，也无渔歌互答，但两岸或绿竹掩映，炊烟袅袅，麦绿花黄，鸡鸣犬吠，或青山相对，怪石如图，江水如兰，涛声浪声，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而1970年从青岛至上海的轮船，虽是在近海航行，却遇到六、七级风浪，在船上行走起来，就有点摇晃不稳，我还略有些晕似的。更糟糕的是，所盖的毛毯上虱子甚多，害得后来到了上海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些小动物消灭干净。
飞机本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将留学，按规定要去东北的一所外语学院的“高访班”进行集训。那时到东北只有一条航线到沈阳，还不能直接到外语学院所在的城市。在春寒料峭的早晨，我来到机场，办了手续，登了机。飞机定于八时二十分起飞，却迟迟不动。至少过了半小时，机上的广播才通知，飞机有点小问题，需要检修，叫大家耐心等一会儿。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广播又通知，飞机检修的时间可能较长，令大家拿好全部行李，下飞机去候机室等待。到了候机室，就再也没有人管了。我们不时贴在大玻璃窗上，焦急地看着不远处正在检修的飞机。到下午两点钟，看到检修人员撤离飞机了。心中正在窃喜之时，却见其它航线的旅客登上了那架飞机，很快飞走了。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我们也没有地方可问。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终于被通知上飞机了。到沈阳已经是半夜十二点过了，虽然东北初春的夜晚冷得令人发抖，但毕竟平安，为不幸中的万幸。第二天才乘火车去了外语学院。几个月的外语集训完了，乘火车走太挤、太累，花时间又太长，便决定也坐飞机返回。那种年代，有严格规定：买飞机票需要一定级别的单位介绍信，我便到外语学院办公室去开了介绍信。到沈阳后，一下火车就赶去买飞机票。可是没有票，叫第二天去。为了碰碰运气，我一直守在售票处，看有没有人来退票。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售票处，还是没有票。干脆坐火车走吧，已经等了一天，有些不甘心。在售票处又守了两天。第四天一大早，去到售票处，一打听有票，别说多高兴了，三天等待的烦恼已经烟消云散。我兴冲冲地递上买机票的介绍信，却马上被丢了出来。我一愣，忙问为什么。卖票人恶狠狠地说，介绍信是假的。我真是又惊又气又觉得好笑，盖有高等学府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怎么是假的呢？回答却是振振有辞：大学介绍信的字会写得这么差吗？我仔细一看，字是写得差，但以此来判断介绍信的真假就太武断了。我忙拿出工作证、国家教委的出国集训通知等（当时尚未发放身份证）证明，卖票人根本不理会。我简直要气疯了，又去找办公室的人说理，照样没有用。有人告诉我，前不久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卓长仁劫机案，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把关不严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处，所以现在他们是惩羹吹齑，宁错一千，不漏一个。无奈之中，我突然想到另开介绍信。急忙赶去找到在警察大学任系主任的“高访班”同学，他马上把午睡中的办公室主任请起来，为我开了警察大学的介绍信。拿着警察大学买机票的介绍信，当然我顺利地买到了飞机票。我真是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飞成了这趟旅程，悲的是不言而喻的。我至今把那张买不到机票的介绍信保留着，以作那个年代的纪念。
几十年来，交通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回想当年乘坐交通工具留下的这些深深印象，犹如是梦境一般。
2006.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