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四川饥荒

回顾四川饥荒 珍爱今日幸福

饥荒指的是1960年前后发生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用刘少奇在1961年的话说，就是“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最近浏览网上文章，有一篇是回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评论贴子很多，有感同身受的，有认为夸大其词的，也有根本不相信的，甚至有质问作者“你为什么没有饿死”，怀疑其为“阶级敌人造谣”。

对于这些评论贴子的千差万别，我想，是容易理解的。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的年青人，现在听那个年代的许多事，肯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很难相信，更难理解。比如，每月粮食定量为21斤是什么概念，现在的人就理解不了怎么还会吃不饱。现在的许多年轻女性，早上喝一点牛奶、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晚餐吃点蔬菜和水果也不吃饭，夜里边看电视边啃卤兔头、鸡翅膀、鸭脚蹼、猪尾巴之类的，或者吃点烧烤、五香豆腐干等，只是中午吃点饭，也是菜多肉多饭少。就是男青年三几瓶啤酒下肚，涮点毛肚、鸭肠火锅什么的，哪里还需要吃米饭呢！对他们而言，每月粮食定量为21斤肯定是太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体会到除了定量粮食之外，什么吃的都没有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更想象不到每天才二、三两原粮的农民如何生存。这些只能发生在那个“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顶峰”年代的事情，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愿如此）的。

就是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对于饥荒的感受也会是千差万别的。北京、上海的供应与其它地方，肯定不一样，京、沪是全国重点保证的地方。其它大城市的供应与中、小城市也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城市的供应再少，总是有的，农村则不然。不同省因人祸之异，情况有很大差别，而人祸重的农村，情况是最糟糕的。如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月粮食定量为27斤，北京定量为30斤，而四川成都为21斤、县镇为19斤，1960年9月四川甚至把定量降为17斤，而四川农村有的社员每天才二、三两原粮。但是，就是在同一城市，“高干”们和“保护对象”有“特供”之类，不会与小民们同等饥饿。在饥荒的同一农村，因为有“公共食堂”，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以上的干部及其家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没有与“社员” 遭受同等的饥饿，当然这些干部为此成了“四清”开始时刘少奇的运动对象——多吃多占，后来运动方向变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的是经历了一道生死关，有的是饥肠辘辘、难得一饱，有的却是难得油水、似饱非饱，有的只是荤腥少了点而已，极少数人甚至会无所感觉。我大概应该属于难得油水、似饱非饱者，这在四川已经是归于幸运者之列了。

1958年我进入了高中。大跃进正如火如荼，全国一片宗教入魔般的狂热，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粮食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新闻更是日新月异，全民大炼钢铁的浪潮席卷城乡各个角落。给我印象特深的是中央的一份什么“公报”或“决议”，上面说全国的土地要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大概是怕粮食太多吃不完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标语，漫天飞舞。记得在一次到郊区拉砖（修炼钢高炉）回来的路上，摆着大饭桶的人民公社食堂就在路边，可以人人免费吃饭，我们也就去大吃了一顿。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粮食就开始凭票购买，肉基本绝迹了，菜油每月每人二两，而蔬菜的供应也基本断绝。市面上当然也就没有糕点糖果卖了，饭店里没有饭菜卖了，饭店门前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的“咸米泥”（当然是收票），至今闭上眼睛仍然能浮现在眼前。居民每月粮食是21斤，高中生好象是24斤，我家兄弟姊妹多，应该说情况不算很糟。配给的粮食按照领袖曾经写过的最高指示那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辅以瓜菜，肯定是饿不死人的了。当然，瓜菜的来源在城市里是个问题。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定点菜摊，每天早上要卖一会儿。母亲便去捡一点菜摊丢弃的老藤叶（在正常年景这是无法吃的），晚上父亲下班回来便将其切得很细很细的，吃起来也就不难下咽了。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开了花的空心菜的老藤，父亲把它切成细圈后，再细细地剁成小颗粒，母亲再掺合上少量的面粉，放一点盐，在干锅上烙成饼子，便是当年赖以裹腹的美味了。报上号召用尿水养小球藻，说是营养十分丰富，我们在学校的池子里试养了许多，只觉得尿水变绿了，掺在饭里没有饱肚的效果，到底营养如何鬼知道。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近郊的苏坡乡去义务劳动，帮农民锄草。草比我们高，如林的草中，稀稀疏疏地点缀着一种都快烂了的什么瓜，那是名副其实的“草盛豆苗稀”了。在这天府之国的心脏地区，田园竟会如此荒芜，据说是因为社员都去大炼钢铁了。当时虽然有些不解，但作为幼稚的中学生并没有去深想。这是我高中阶段唯一一次亲历的农村生产状况。

自然灾害是吃不饱的主要原因，苏联修正主义的追债更为雪上加霜，这是当局教育老百姓的说法。我当时是深信不疑的。我还为此，写下了几句：“怒闻老天又欺吾，自愧力乏一小卒。他年我若擒商羊，播雨耕云任所欲。”正因为如此，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才在其中选了一个“农业机械”专业，谁想竟歪打正着成了终生职业。

到了1961年，市场有了点变化，开始有议价的糕点出售了。一次，见一教物理的青年教师，在发了工资后抱了一叠饼子（似现在的月饼大小）回校。抑制不住的笑，使他的嘴都合不上了。而看的人，眼睛瞪得有鸡蛋大。这是一元钱一个的天价饼（大米的官价才八九分钱一斤），也是那时难见的高级营养品，其中所含的糖、油是那样的珍贵，只是一般人可看而不可吃。一个普通工人每月最多挣30多元，公社书记工资都才29.5元，大学毕业的工资50、60元，要养家糊口的，是买不起议价饼的。

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在这时对“自然灾害”的体验，也就仅此而已。

有幸进了大学，这是因“自然灾害”而刚建立起来的、位于郊区的农业机械学院。大米自然是国家供应，大学生每月30斤，节约1斤，实得29斤。可是蔬菜就没有供应的了。院长是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每个班在学校的空地上种白菜、萝卜，这两种菜长得快。同学中，从农村来的人不少，所以种菜并不难。难的是菜长得再快，也要一两个月才能收获，眼前吃什么？学校经过与紧邻的国营农场联系，他们愿意支援我们红薯叶、藤。这样，我们就天天顿顿吃上了几乎没有任何油腥气的红薯叶、藤。

学生食堂是分桌吃饭，八人一桌。菜虽然也要分，但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分饭！每人三两，一桌八人是二斤四两，装在一个白色的搪瓷面盆里蒸好后，由轮值者把八人的饭票收齐，到食堂去领出来。然后在其余七人的关注下，用自制的“分饭刀”，小心翼翼地把饭划为八等份。大家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十六只眼睛瞪得溜圆，注视着每一份饭的大小。为了防止轮值者作弊，如故意划成上大下小之类，分饭规则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轮流执刀，一人一天，从执刀者左侧开始选饭，按顺时针次序在盆中任意挑选，最后剩下的才属于执刀者。这样，如果执刀者不想自己那份最小，他就会尽力把饭划得尽可能的均匀。“分饭刀”本来食堂是给了一把木的，可是大家觉得它厚而大，既不便于精确切分，又不利于清理干净各人应得的饭粒。于是有“公益心”而又心灵手巧者，便会自告奋勇，用竹子经过精心地加工，制成精巧的“分饭刀”。这也算时代的一绝。

一天，当大家端着碗用话下饭时，一位高个子的同学说：“再给一盆饭我也吃得完。”此话一出，有好事者便要一赌，于是动员大家凑齐饭票，立即去食堂又领了一盆饭来。只见他几口把自己碗中的饭吃完，马上端起蒸饭的面盆，埋着头一声不吭，一会儿就把盆里的饭一扫而光。后来，有人说这太危险了，他们家乡就有赌吃饭，而把人活活胀死的。好在这位同学肚皮大，毫无问题。不过，正因为他肚皮太大，后来饿得受不了，干脆退学回家。每每想起此人，总会为之惋惜不已。学校里也有同学害了浮肿病的，但都得到了黄豆粉之类的灵丹妙药医治，很有奇效。

体育课不上了，改为“劳逸结合”，在床上休息。尽管如此，对于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人，这样的伙食只是半饥半饱或似饱非饱，特别是个子大的。好在附近有农田，收获后的红薯地里，总剩有些挖烂了的小红薯块和指头粗的小红薯，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便三两成群地去淘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农村来的同学，身穿破衣裤，赤脚，拴一条有四川农村特色的脏烂兰围裙，腰系一根谷草绳，胸前插一把自己用竹子削成的“分饭刀”，一手兜着围裙当布袋，一手拿着细竹棍，不停地在土里翻戳着。忙碌一两个小时，大家总会有所收获。傍晚，在学生宿舍后面的小河边，我们用洗脸（脚）盆作锅，支在石头上，捡来枯树枝，便煮了起来。远远望去，火光连绵一片，堪称一景。有一次院长来了，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可是，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现在想，面对此情此景，他作为一个30年代归国华侨的北京大学生，除了仰天叹息之外，的确无话可说！女同学没有人参加过田间“淘宝”的活动，原以为是女生消耗小，不太饿。四十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忆及当年饥饿时，她们说不是不饿，主要是胆小加爱面子，不敢去。其实她们当中的多数人，当时因为饥饿连“例假”都没有了。

大学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各地的农村（当然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见闻自然也就多了。有的话虽然在公开场合是不敢说的，否则祸果难测，但私下的耳语，还是听到了一些吃草根、树皮、白泥和饿死人的事。也有谈亲戚任农村干部，自己经常借光在食堂揩油的趣事。至于把几块田的稻子移栽到一块田，谎报高产，放“水稻卫星”；把粮仓里堆满稻草，上面盖竹席，再在竹席上放一层粮食，谎报粮食多得仓都装不下了，等等，更往往听得我似信非信，因为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幼稚的我，原来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到了深秋，学校安排我们下乡劳动一个月。地点是距离成都数十公里外的简阳县的一个地方，这里靠近成渝铁路线上出简阳后的第一个小站。我们住在紧邻铁路边的一个生产队的库房里，在地上铺上稻草，打开自己的草席和被盖，便是大铺了。我们的口粮定量是从学校带来的，每天每人一斤米，但在这里被换成每天四斤红薯。对四斤红薯有多少，我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每顿能领到一条大红薯或者两条小红薯。菜自然是没有的，偶尔能有一点，也就是生胡萝卜茎叶拌上盐，由于胡萝卜茎叶上有毛，很难下咽。但劳动任务明确而具体，就是在这里的丘陵坡地上，为生产队种上麦子。和当地的农民有时我们也聊上几句，原来这里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死于“三年自然灾害”了，剩下的老小无力完成秋钟，我们算是解了他们燃眉之急。这里的孩子，不仅羸弱异常，而且身高与年龄极不相称。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谁也不敢议论什么，只是心里明白这么一回事而已。

时值四川“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季节，凄厉的金风吹落枯黄的败叶，似漫天纸钱飞舞；如毛的秋雨飘在身上，好象那些饿死的冤魂附体，令人不寒而栗。当地紫红色的粘土小路和坡地，似显殷红，泥泞异常。我们白天都是赤脚挖地或挑肥，晚上吃完自己的那根红薯，便都洗脚后卷缩在草铺中。大房子正中挂了一盏鬼火般的煤油灯，看书是绝对不行的；而在那种连收音机都不可能有的年代，又没有任何消磨时光的活动，大家只好是躺着吹一会儿牛。谁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同学偷偷跑出去侦察老师的行踪。他们发现，带队老师晚上竟然私与生产队的干部们吃鸡吃肉、喝酒尽欢。这对不谙世事而又薯不裹腹且要上坡劳动的学生，简直是莫大的刺激，虽怒不敢言，但却群情愤然。回学校后，有敢出头者将此事向上作了反映，当然是不了了之。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竟有同学返校为此事批斗了带队老师。现在看来，我们这群学生当时真是少见多怪，幼稚得可以。不过，这却是我对饥荒情况的一次较为直接的认识。

到了1962年农村的情况听说有了些好转。一个星期日，我和弟弟一起步行去几公里外的天回镇农村，看望弟弟的干妈。这里也是肥田沃土的天府中心地带，可是干妈说，前两年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终日饥肠辘辘，以糠充饥，经常解不出大便，肚皮胀得似鼓，只好用手和竹片掏，痛苦万分。干爹饿成浮肿，庆幸的是“成份”好而又命大，总算最终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浮肿后便成为了饿殍。

1963年社会的整体情况更好了。暑假时我带着妹妹回老家去看望大伯和伯妈。我是在土地改革时，为了分一份土地回过一次老家的，这次是第二次。老家虽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浅丘地带，但傍临涪江，坐落在肥美的冲积平原之上。伯妈述说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的日子里，不仅自留地全收光了，连各家的锅碗瓢盆之类都被没收或砸坏了，肚子吃不饱，在出工劳动时，就扯地里的庄稼生吃，豌豆、胡豆、小麦、玉米，不管成熟没有，能填入肚子就行。幸运的是“成份”好，就是被发觉问题也不是太大。但一个本家的哥哥是富农成份，偷吃庄稼被发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阶级敌人破坏生产。他被捆在柱子上遭抽打，后来他没有能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我没有能再见到他。另外一件事也令我印象极深，这是大伯说的。公社食堂到了后期，不仅锅里缺少煮的，而且锅下也缺烧的。记得土改期间我在老家时，各个农家也缺烧，那时不象现在有天然气或煤，冲积平原上树又少，唯一的生活燃料只有庄稼的秸杆（小麦杆、玉米杆、棉花杆等），不够时就去竹林里扫竹叶和在祠堂（已经是乡政府了）前的大黄桷树下捡落叶烧。而公社食堂烧光了所有可以烧的东西，砍完烧光了所有的树之后，就开始挖坟刨棺材烧了。我奶奶1953年逝世后，埋葬在自己的地里，后来合作化了，土地公有，坟头被平去了。大伯说，由于当年葬得深，又没有坟头可鉴，虽也被人挖寻，但总算逃过了遭刨棺之灾。大伯说这句话时如释重负和欣慰的表情，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我也庆幸自己的奶奶能够不受干扰地安息于地下。

1964年初，学校掀起了一场有别于全国的政治运动，除了批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之外，还新划定了一个“右派分子”，逮捕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们的理论力学老师，她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并留校任教，后来调来我校。一头短发显出中年女性的泼辣干练，她心直口快，课讲得好，很受学生欢迎。她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李政委（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据人揭发，她在力学教研室的会上说，她的家乡涪陵、万县一带，饿死了许多人，李井泉还隐瞒灾情，拒绝中央给四川拨粮食救灾。当然，她的某些话比较尖锐，“李井泉是用四川人的血染红了顶子”。力学教研室也因此而“烂掉了”，因为她的话得到了共鸣，至少是没有受到批判，所以基本上没有好人。宣判大会是在学校礼堂召开的，她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被戴上手铐、押上公安局的吉普车时，她一路大声高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是古巴卡斯特罗的名言）。的确，历史宣判了她无罪，但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事了，给她平了反。据一个同学说，她被判刑后，被送到了雅安地区的一个茶场劳改。十年刑期满后，她被安置在这个茶场。这个同学在这期间，遇到过她。平反之后，她要求回到原学校工作，但有关方面出于种种考虑，把她安排在了另外一所大学。也许就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李井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没有再回四川来，仍然在北京当副委员长了。学校的这次政治运动清楚地告诫我们，对于饥荒年代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贵州，前十年基本上是年年下农村去搞“中心工作”。这些工作的一条要领就是狠抓阶级斗争，方法之一是叫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有许多贫下中农在忆苦思甜时都说，“旧社会我们过得好苦呀，困难时期饿死了好多人！”，面对这些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控诉，真是令人涕笑皆非，又不敢去打断他们的话。后来在边远的荔波县搞“中心工作”，也遇到过这种事，当我讲给本地的干部听时，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地群众斗争“走资派”的方法之一，就是叫他们去那些被饿死的人的坟上叩头。我才明白当年饥荒的范围不止是四川。那时，我突然想到晚唐诗人杜荀鹤的“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改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得饭饱”。与此同时，又为国家旷古未有的真正统一，而折服惊叹。倘若国家真能如毛在抗战时所说，统一于民主、统一于进步、统一于富强该有多好啊！统一于贫穷、统一于饥饿，则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而又不敢承认的悲哀。

以上是我对饥荒年代的亲历、亲见和亲耳所听的当事人的叙述。但作为平民，对饥荒的年代的总体情况仍然是一头雾水。饥荒年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因上“万言书”为民清命而获罪，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彭德怀虽然是平反了，然而对于饥荒年代的事，至今大家依然讳莫如深，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经常看到、听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什么粮票、布票、棉票、肉票、糖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等，等等，生活如何困难。其实，既然发了票，多少总是有的。当饥荒的年代不仅没有东西，连票都没有时，才是真正的灾难，只是这种灾难更多的是落在了缺少话语权的农民头上。

我是四川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第九届常委。政协有时要送一点文史资料之类的书籍给我们。这些书中，有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是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主任是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编的第一辑，是对社会公开发行的书籍。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一读再读“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一文。对四川饿死上千万人感到悲愤，对作者廖伯康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以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之职，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杨尚昆反映了四川人民的灾难，后来招致打击报复、丢官弃职。“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出任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却能在书中将四川经历的那场饥荒，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告诉世人，可谓良知昭然，必将留名青史！从该文以下的话，可以了解四川饥荒的大体情况：“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 “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口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为实。”“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它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见P156）

而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在文中说：“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简直不成样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象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跟刚打完仗淮海战役的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见P97）

另一篇“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文章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过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却有精确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人口减少一千万。”“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见P235）

真可谓是，再世周兴披红袍，苛政杀人猛于刀。可怜川中父老苦，千万饥民成饿殍。

我国幅员辽阔，就某种意义而言，局部的灾害， 应该说年年都有。近些年的大水灾、大雪灾、大地震，都没有使我们国家饥荒。相比之下，当年的“自然灾害”，应该是微乎其微的了，特别是象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就不知旱涝造成的饥谨为何物。1961年刘少奇曾经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人分析这是他被整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直接原因。今天客观地回望那段历史，大饥荒应该是九分人祸所致，苛政所致，推委于“自然灾害”，仅仅是一种政治托词，是“伟大”领袖的驭国艺术。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国的人口比当年增加了一倍，我们社会不仅无饥谨之忧，而且渐入小康。城市的富裕繁华且不说，农村的变化也是自古未有：农民种田不纳税，孩子上学不交费，电话电视洗衣机，养老医保都不贵。我从心里大喊一声：改革开放万岁！也许我们对现实生活仍然会有各种意见、不满、牢骚、抱怨，但想想饥荒年代，我们就会体会到：中国出了邓小平和他的后继人，乃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抗战八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死一千八百万），二战中苏联死2680万、德国死800万、波兰死650万、日本死300万、英国死40万、美国死38万，而饥荒年代我们却饿死三、四千万。饿死人多的省，除四川之外据说还有河南、安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足见其人性未灭。可是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见欧阳也的“说一说四川第一任省委书记李井泉”）。是的，都会饿死人，但第一仅就天府之国的四川而言，民国几十年饿死了多少人？清朝二百多年饿死了多少人？不会是这样成百万、上千万吧；第二即使是在人命如蚁的封建时代，饿死成千上万人，地方官就是作为替罪羊也肯定是要被杀头的。在过去的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反映灾情的官员被迫害、被平反、被升官，就是没有看到饿死上千万人的官员受到任何惩处，岂非怪事？！而这些官无任何愧悔歉疚之言，见到的只是向上推委、粉饰自己的“反思”。当然，这些人现在差不多都死了。提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为了学伍子胥，而是想让年青人看到眼前的生活（无论你觉得幸福程度如何）不是一直就这样美好的，应该倍加珍惜，同时警惕和避免今后再发生这种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剧。但是今天我看到，四川在纪念建国60周年的新闻中，也与“反思”一样，只讲三年调出粮食全国第一，不谈连续三年虚报浮夸产量二、三倍（中央就是根据此数据要粮的），把死人上千万的直接原因歌颂成丰功伟绩。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希望历史学家们好好研究这段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历史。作为有关方面，也总应该给历史一个交代！给人民一个交代！把事实和真相告诉世人。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相信这一天总会来的，也许我不一定能够看到。

200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