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说
与友人闲话，友人颇为感触地说：“聪明的人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更聪明的人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这该说的也不说是不是更聪明，姑且不下结论，但这句话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老祖宗历来告诫后人，“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因为“祸从口中出”，这样的话并非没有缘由，据说清代有位读书人，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想不到的一句话就惹来大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这也被称为“文字狱”，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说话是讲究艺术的，有的人说话悦耳中听，能说到人的心坎里，这样的人其实是有心计的，他能揣摩到你的心理，所以能说到点子上。但有的人说话不分地点场合，虽说完全是一片好心，但结果却遭到人的耻笑。《战国策·魏策》有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有人迎娶新娘，新娘上车后，就问：“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马？”车夫说：“借来的。”新娘对他说：“要爱护两边拉套的马，也不要鞭打中间驾辕的马。”车到了新郎家门口，扶新娘下车时，她又对送新娘的老妇说：“快把灶膛火灭了，以防失火。”进了堂屋，看见舂米的石臼，说：“把它搬到窗户下面，免得妨碍室内往来的人。”夫家人都禁不住笑她。新娘这几次说的话，都是切中要害的话，然而不免被人笑话，这是因为新娘刚过门，就说这些，失之过早；这就是不讲说话艺术，在不合适宜的地点、场合、时间，说了不该说的话。
秦朝末年，秦二世昏庸，赵高弄权。《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赵高想要叛乱，篡夺秦朝的政权，恐怕各位大臣不听从他，就先设下圈套设法试探。于是带来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您把鹿说成是马。”问身边的大臣，左右大臣有的沉默，有的故意迎合赵高说是马，但有的坚持正义说是鹿，赵高就在暗中假借法律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以后，大臣们都畏惧赵高。赵高是按法律程序，合法的将那些说实话的人送进监狱，这满朝文武，今后谁还敢说实话、说真话？在需要发表政见时他们就会噤若寒蝉，或装聋作哑，一个个呆若木鸡又怎么管理这个国家？！赵高可以被称为用合法手段惩治说实话人的鼻祖，流毒几千年。
当时，陈涉已经自立为“陈王”，山东各地人民不堪官吏残暴，纷纷起义杀死地方官吏来响应陈涉，起义军数量已经十几万了。有一位朝廷的使者从东方来，把情况如实反映秦二世，秦二世大怒，把这位使者送进了监狱。后来另一位使者回来，秦二世问起情况，这位使者说，都是一些小毛贼，地方官府正在清剿，现在已经全部捉到，他们成不了气候，没什么忧虑的，秦二世听了很高兴。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里也有同样一段记载，博士诸儒生说这些都是些小盗贼，不足忧！秦二世听了就高兴；说是这些是造反的，秦二世就大怒，把这样说的儒生送进监狱，说他们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秦二世其实是在掩耳盗铃，同时也创造了帝王不听真话，只信谎言的先河。
上有秦二世这样的昏君，下有赵高这样的乱臣贼子，外有项羽、刘邦等农民军，秦政权怎能不土崩瓦解。当时刘邦已经攻进了武关，赵高怕二世追究他，派他的女婿阎乐带一千余人去杀秦二世，秦二世的卫队都不战斗，一哄而散；只有一个侍从没敢离开，秦二世躲到内室，抱怨这个侍从，赵高他们都这样了，你怎么早不告诉我！这个侍从说：“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这句话是说：“正因为我不敢说，所以保存下来，留了一条命。我要是早些向你禀报了，我早就没命了，哪能等到今天。”秦二世到这时还幻想自己不做皇帝了，请求做一个诸侯王，退其次请求做万户侯，都被阎乐否定后请求做一个普通公子、做老百也不可能了，秦二世被迫自杀。
隋炀帝的一个宫人因为多说了话，命运正好和秦二世的侍从相反；《隋书·萧皇后》有段记载：隋朝末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宫廷内部也人心惶惶，也在酝酿谋反，一个宫人向隋炀帝禀奏了这些情况；隋炀帝大怒说：“这不是该你说的话”，就把那个宫人斩了：“宫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斩之。”这隋炀帝和秦二世都是以“非所宜言”的罪名，把说实话的人下狱或斩首，他们的做法何其相似，此后再也没人向隋炀帝禀报这类信息，没多长时间，炀帝死于哗变的禁卫军手中。在这之前，隋炀帝已经觉得大事不妙，已经让嫔妃准备好毒酒，但当时场面混乱，找不到收藏毒酒的嫔妃，毒酒找不到，他怕被杀头，便从身上解下一条绢带，递给禁卫军头领，让他把自己活活勒死了，死时年仅50岁。
新媳妇话虽然说的都正确，但她只是一个正在过门的新人，根本没有对他人指手画脚、处处逞能的资格，也没有指点他人的话语权。所以她说的话不仅别人不听，而且会遭到人们的耻笑。秦二世的大臣们要是讲实话，就会被赵高以合法的法律手段置之死地；而外派的使者回来如实禀报，也会被送进监狱，谎报情况的却使秦二世高兴；秦二世身边的人员更是什么也不说，也保住了性命，但最终却要了秦二世的命，葬送了一个朝代。隋炀帝的宫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葬送了自己，成了隋炀帝的陪葬品。
那些话该说，那些话不该说，那些话该什么时候说，这确实是门艺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你可以不说，但决不能昧着良心瞎说、胡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又有谁没说过假话；小时候就说过假话、谎话，那是乳臭未干不成熟的表现。成人后有亲人或朋友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又怎能和他说实话？为鼓励他战胜病魔，都是在隐瞒真相，否则他有可能精神压力太大而加重病情；这叫善意的谎言，而这正是成熟的表现。“假话全不说 ，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大师的这句话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的。
所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还是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