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博士学术造假，贺海波是个替罪羊

浙江大学博士学术造假，贺海波是个替罪羊

浙大博士学术造假，虽不如韩国黄禹锡那么轰轰烈烈，其知名度其实也不亚于斯，着实让外国人好好地偷偷地笑了一回。我们不少人也在开怀大笑，特别是在韩国的造假事件发生后，作为旁观者，不免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瞧你韩国小子，经济发展那么快，莫非也是造假造出来的。今天终于轮到让别人也来笑我们了，不过我们似乎还是有理由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嘛，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有问题，也是别人教的。榜样是力量，坏榜样当然会有坏力量。瞧那黄禹锡，造假曾经为国家争光，自己赢得了克隆之父的荣耀。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去做，模仿本来就是我们的长处。他们做，被发现是他们太笨，我们这么聪明，在科学研究上做点手脚，头脑不怎么发达的外国人发现不了，我们会有许多荣耀，看，我们又有一篇学术文章在国外知名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学术文章发表量在世界上继续保持了领先地位。在享受这番荣耀时候，只有傻瓜才会问我们真是如此吗？我们自己不问，外国人当然不会问，除了这回让我们难堪的外国人，除了嫉妒之外，恐怕没有其他的原因，让他那么较真起来，揭开了我们论文快速发展的一大奥妙。

成绩属于大家，问题属于个人，也许最具我们的特色，也算一种组织原则的体现吧。顾大家、舍小家，牺牲小我，为大局，所以当博士论文被发现造假后，曾经享受过巨大荣耀的集体，包括浙大，或许已经在其工作总结里，至少在其某一个院系的某一段时间里会这么说过，“我们又有一篇文章在国外知名博物上发表”。当发现这篇文章是伪劣产品时，如此炫耀的集体随即推得一干二净：与已无关，与院士无关，造假是个人行为，学校不知、院士不知。确实，学校不会明目张胆地参与造假、院士也不会故意怂恿造假，但除了直接故意（借问法律上术语），就不存在主观过错吗？就没有责任了吗？法律上如此考究，道德上、良知上也应如此，实际上应当比法律的标准来得更宽泛。但此时，他们都置身事外，并且成了反造假的先锋，只有可怜的贺海波受到了真实的处罚。

贺海波造假受处罚，罚当其罪，不应当受到宽恕，与其他造假者一样，不值得同情。但是不是就应当他一个人担当就行了呢？颇有商榷的余地。其实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他为什么要造假呀？是闲来无事，像明星那样弄个八卦新闻，提高知名度，当然不是，因为这与一般的绯闻不同，是学术道德与学术良心的问题，是拿自己的学术和生活前途来作赌注，正常的人是不会拿出如此之大的筹码。但他终于这么做了，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拉和推他去造假的力量，他仅是这只手的玩偶，当然他也是自愿那么做的。当他伎俩被发现时，就被抛弃了。所以在一定程度，并且是很大的程度上，他是一个替罪羊，他是一种体制的替罪羊，急功近利，把科学研究当作经济发展，项目化、指标化，量化的指标与个人的前途挂钩，指标论英雄，数字出前途，这就不难想像他为什么造假了，因为造假与完不成指标同样的命运，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也是一种道德体系的替罪羊，鼓动你为集体争名誉，把你的劳动作为他自己的资本，而当你成为众矢之的时，他躲到一边去，没有一点自责，反而为了自己，指责曾经以为荣的你。他也是领导者保全自己的替罪羊，造假见之于世面，学校无脸，领导当然无光，一级比一级要脸，一级比一级大，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消化，既保全了自己的颜面，也成全了上级的脸面，所以有问题总得有个人来承担责任，问题有人担当，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而且辩证法也能使消极的东西成为积极的因素，各级也会因此而获得利益。

替罪羊是必要的、也是可怜的，谁让你是替罪羊呢？贺海波也许自己在扪心自问、在后悔。我想仅有他这么去想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