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人、那事（一）
那年、那事、那人
(文革亲历)
任长杰
这是一段人性扭曲的历史，这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故事。今天重新走进那个年代，让那些经历过的人们拾起弥久的记忆，让那些未经历过的人们了解这尘封的旧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之间父亲已过世十几年了。
父亲任凤鸣，1922年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小的时候读过私塾，软笔蝇头小字写的隽秀刚毅。
父亲人高马大，英俊威武。从小就参加了满洲部队，后来又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在著名抗日将领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麾下任骑兵连营职连长。参加过长城、绥远抗战。1949年9月19日，父亲随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首脑和各族各界代表率部通电举行起义，绥远和平解放。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绥远方式”。
父亲老家在现在的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当时称之为热河省，现在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在家里的男孩子中排行老大，当兵一走就是十几年，疯了似的思儿心切的奶奶三番五次写信或捎信儿让父亲回家，无耐之下父亲带着警卫员携枪偷偷地跑回了老家，这下可闯了大祸。由于父亲对属下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且有些军阀作风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趁机报复，举报父亲是“目无军纪，携枪潜逃。”不久父亲被当时山西大同军管会派人五花大挷给抓了回去，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于父亲在历次作战中智能双全，战功显赫，多次受到嘉奖，深受上级的赏识，并与董其武和当时的军管会主席薄一波私交很深。死刑判决书送至薄一波审批时，薄一波深觉这件事确实够判死罪的，但将一个屡建战功的军官和至交杀掉，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经慎重考虑，他想出了一个既严肃了军纪，又留住人的两全齐美的办法。于是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上了“此人可留不可杀，死缓适宜”的字样，从而使父亲保留了一条性命，被判处死缓。后被发配到北京公安五处所属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父亲比母亲大八岁，父亲当兵时，母亲家里足足等了他十年。父亲判刑后，母亲顶住娘家的各种压力，毅然与父亲结婚，之后我们姊妹几人也有幸来到了这个世界。
为了立功减刑，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父亲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险活都抢着干。多次立功受奖，刑期一减再减。1963年，在一次打吃水井的作业中，由于棕绳磨断，父亲一下从井口掉入二十多米深的井底，造成双脚踝骨、股盆粉碎性骨折，肋条骨也折了三根。
“三反五反”和“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地(地主)、富(富农)、反(反动派)、坏(坏分子)、右(右派)的“黑五类”帽子，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作为子女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在那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气不敢大出，腰杆挺不直，人人不把你当人看。回首一事事一例例,往事真的如同梦幻一般……
(一)不落的太阳
1968年“文革”初期，父亲正戴着厚重的“五类分子”帽子，见人低三分，遇事几思量，言谈举止相当小心，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着惹上挨斗之苦和受肌肤之痛。学校老师也让不谙事故的我与他划清政治界限。
一天晚饭后，母亲领着弟弟、妹妹到单位加班编苇席去了。当时能源短缺、电力不足，很早就停电了。看到天色已晚，夕阳渐渐沉落下去。父亲早早铺好了被褥冲着正玩耍起劲的我说：杰子，天不早了，太阳就要落山了，赶紧睡觉吧。我未加思索，脱口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这是反动，谁说太阳就要落山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我要去告你!父亲煞时哑口无言，而后马上说：杰子，爸爸错了，你别去告我，你要是告我我又要受皮肉之苦了。我以胜利者的姿态说：好吧，这次就饶了你，以后不许再犯!
(二)杀鸡惹祸
1969年3月中苏边境战事突发，由于兴凯湖劳改农场位于中苏边境，处于敏感地带。于是，北京公安五处将这些劳改犯用闷罐遣反到佳木斯、鹤岗、汤原等所谓的内地。也就是在这年的五月母亲生了我的小妹妹。父亲在连队劳动改造不能回家，九岁的我稚嫩的肩膀只好担负起照顾母亲月子重任。当时粮食紧张、付食馈乏，母亲奶水不足，为了给母亲增加营养，我一不做、二不休将家里仅有的两支大公鸡杀了。
弄了一身鸡血的我一到学校有的同学说我杀人，就被扭送到管事的老师绰号叫“姜大白话”那儿。经过他的“认真审讯”，我“交待”杀鸡的全过程。他让同学看着我，箭步如飞地跑到连部汇报去了。要知道，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每家只允许养4支鸡，两公两母，一个不能多也一支不能少。
我还跟没事儿似的，哪知这下我可闯了大祸。时间不长，“姜大白话”带着几个臂挂袖标的下乡知青到我家，搜出两支褪了毛还没来得及做熟的“白条鸡”连同我一块儿带到连队食堂。父亲被从工地上揪了回来，拄着拐一瘸一瘸地被驾上台子，双手举着没有一点血色的白条公鸡。在各个地方干活的下乡知青和本地职工很快被召了回来。就这样，一场批判任凤鸣“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批斗会开始了。
连队指导员手捧红宝书跳上台子，首先背颂一段毛主席语录。之后点着我父亲的鼻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开了场：你这个牛鬼蛇神不接受改造，还沾有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不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教唆子女去破坏，象你这样的五类分子，就要坚决把你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在他的“组织”煽动下，会场上群情激奋，你三言我两语，有的上台煽父亲耳光，有的用脚踹父亲的腿，更有甚者从台下用铁丝一边拴上两块砖挂在父亲的脖子上。
这还不算完，这时“姜大白话”指着人群中的我说：任长杰，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不然你也没有好果子吃。我看着父亲汗如雨下的脸颊，看着父亲弯如箭弓的腰背，看着父亲无耐无助的眼神。一种亲情和怜悯化作泪水涌出我的眼窝。但是，我渺小的亲情和怜悯怎能感动那个疯狂时代疯狂的人呢。随即我渺小的亲情和怜悯被那个疯狂时代淹没了。一连串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童声在众目睽睽这下表白出来了：任凤鸣，你这个坏分子，我没有这个你爸爸，我要和你划清界限……
批斗会开了近两个小时终于结束了，父亲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被强制劳动改造去了。那两支大公鸡当然母亲没有口福去享用。据说成了连队革命领导晚上下酒的上等佳倄。
父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那件事，总有丝丝的愧灸。父亲，那时的事儿由不得我，你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
(三)祸从口出
1968年的冬季，我在兴凯湖中转站刚上一年级，当时全国批判刘邓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些不懂人间世故的小学生也被这股洪流卷入其中，无论上什么课，课前十分钟都要摆出刘邓的几大罪状，先对刘邓一通批判，使得我们不知所云，也得举着小拳头跟着一起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口号。
一次，一个姓郑的女老师课前又是对“叛徒、内奸、工贼”刘邓所犯“罪行”一通声讨。不知是中了什么邪，我举起右手要求发言，郑姓用教鞭指着我说：任长杰，你想说什么?我站起来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什么错?这句话刚一出口，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郑老师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旋即，郑老师将张楠等四个的管教干部子女叫起，让他们把我押到讲台。
我一看大事不好，起身拔腿窜出教室，向着湖心猛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营养不良、“剞子”又小的我，哪能跑过膀大腰圆的他们呢。
没跑多远，就被他们追上如抓小鸡似的给我押回了教室。这时同学们已经散去。郑老师却危襟正坐在讲桌前指着我：是谁教你这么说的?我还一副英雄气概地说谁也没教。好吧，你不说是不是，给这个坏分子的狗崽子“坐土飞机”。于是那几个管教干部的子女将我倒剪着双臂，打开烧得通红的炉盖子，将我的头使劲往下按。头离灼热的炉火越来越近，烤得我眼冒金星，豆大的汗珠掉在火炭上吱吱作响。这种刑罚我可是头一次领教，别说是几岁的孩子，就是成人也难以承受。我实在是熬不过了，只好违心地说是父亲教的。郑老师拿着记录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这不得了，早说不就不受这皮肉之苦了吗。
回家后，父亲看见我能红的脸，问清原由，父亲非但不同情，还饱受了他一顿笤帚疙瘩。当然，因为我的一句话和无耐的“出卖”，父亲又被拉上街头挂牌游街了。
(四)舞台事端
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下乡知青都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住房十分紧张，红砖更是紧缺，于是兵团土法上马夏天脱砖坯，冬天大兴小砖窑之风，青年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红砖软如桃酥，桃酥硬如红砖”。(桃酥是当时比较好的糕点)由此可见红砖和糕点的质量。当时每个连队的大食堂都有舞台，舞台下面就是小砖窑。但小砖窑上面的舞台是用桃酥般的红砖铺盖，经常排练和演出等踩踏，红砖折的折、碎的碎，封闭极其不好，常常往出冒黑烟。
每到数九寒天，其他人都要抡镐刨粪积肥学大寨。父亲虽然“戴帽”劳动改造，由于腿脚不好，连队出于照顾，且他浇红砖的手艺好，所以冬天让他烧食堂小砖窑。
那时也正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年代。一天，舞台上正在上演由连队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兵团版的话剧“白毛女”，舞台背景幕的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像，两个戴着红卫兵袖标的知青手持红缨枪神情庄重、如同腊像地守卫在两侧。“天上不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台上演员表演的虽不怎么专业，可也算是入戏三分，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台下“打倒黃世仁，打倒地富反坏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演出快到一半，突然，一个演员走台时如同醉汉东摇西晃起来，也就在这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标的知青守卫也不约而同地栽倒了。台下观众不知出了什么事，一片混乱。连队指导员箭步冲上舞台询问原由，卫兵和演员都说脑袋迷糊。众人七手八脚把迷糊人员送到连队卫生所。
父亲这下可又遭殃了。第二天，全连开大会，父亲脖子上挂着“打倒五类分子任凤呜”的牌子被几个青年连推带搡地弄到舞台上，一场激烈的批斗会开始了。批斗会上发言踊跃，发言前都要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便举着拳头、义愤填膺、声嘶力竭诉说过去的苦，回味今日的甜。什么父亲“要替黃世仁等‘五类分子’反攻倒算”、“对毛主席领导下的贫下中农心狠手辣”、“故意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几条莫须有的罪状都扣在了父亲的头上。父亲这个烧砖窑的差使不但没了，还得不分昼夜地接受审查。
一时间，我也受到牵连。在学校大会小会的批，白天黑夜地审，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我检举揭发坦白父亲的所做所为，不要和他同流合污。弄得我饭吃不下，觉睡不香，人不人，鬼不鬼。
最后经医院确诊迷糊的人是煤气中毒，说是小砖窑漏煤气造成的，这件事才不了了之。回想起这件事，让人又可气，又可笑。那时的世道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五)玷污标语
文革期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内容的大字标语红的、白的、勾边儿的，只要有房屋的，无论前墙、后墙还是壇墙比比皆是，真可谓是“有墙就有标语，有墙就有口号”。也别说，在当时的政治挂帅的背景下，还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课余生活十分贫乏的我们放学以后除了帮家里干些攋猪食菜等家务活外，球类很少，就是有也都是大年级孩子的地盘，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于是找来黃泥做成10公分碗状大小的泥盆，碗底捏薄，手托碗底，碗口朝墙使劲一摔，乒乓做响，从中取乐。摔“泥娃娃”就成了我们小时候最好的也是乐此不彼的游戏之一。
父母曾说我：属猪的记吃不记打。我小时候确实是这样，玩得高兴了什么都忘了。
一次，在和小伙伴儿们摔“泥娃娃”时，地面到处坑坑洼洼，不像现在水泥地面，摔不响，我灵机一动，手指写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标语的砖墙：咱们往那摔肯定声音大。同伴们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乎，一阵雨点般的“泥娃娃”摔向砖墙，倾刻间摔“泥娃娃”的响声和我们快乐忘我的呼喊声响作一团。
忽然，从天而降的一声“往手，你们在干什么?”把我们几个惊得像被点穴一样呆若木鸡，什么姿势都有。定神回头一看，几个身穿军装模样的青年向我们急步跑来。有两个机灵的小伙伴一看大事不好，脚底抺油，撒丫子溜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伙伴呆头呆脑、原地不动等着挨训。“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另一小伙伴怯生生地用手指向我。几个青年一看那个小伙伴是贫下中农子女，根儿红苗正，放他走了，而我呢，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当然得拿我开刀了。于是他们揪着我的脖领子，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我弄到连部。
这上我可惨啰，他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审讯，挨了一阵劈里啪拉的嘴巴子不说，给我“上纲上线”，说是“肆意反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肯定是你那个死不改悔的‘五类分子’的父亲教的”。得，又把父亲牵进去了。
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在被口诛笔伐的同时，又一次遭受那些革命青年对他肉体上的折磨。当然，回家以后父亲肉体上的折磨就得转嫁到我的身上，挨父亲的又一顿胖揍是不可避免了。
反思一下，按现在的说法，当时的所作所为严重点说也不过是污染环境，做法不妥，着实让人讨厌和谴责。至于反对谁、不满谁，那时还小，做事傻乎乎没有现在小孩儿的那些想法。
(六)啃青事件
文革的七十年代初期，粮油按标准供给，棉花、布匹等生活必须品和肉蛋、白糖、等付食品凭票供应。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一个月才供应24斤粮，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里又没什么油水特能吃。父母说我们是“大肚子汉”。因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
没办法，母亲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朝连队去借，一月吃二月的粮，二月吃三月的粮，真的是寅吃卯粮。司务长张洪恩是个“抠门儿”，但他人心肠好，也比较同情我们的家境。母亲在连队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到场，维下了不少人。所以母亲每次借粮，他二话不说偷偷借给母亲。说偷偷借是因为那时我家是“五类分子”，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借粮给我家，会被扣上与“五类分子”同流合污的罪名，他可就惨了。
粮食填不饱我这个大肚子汉，苍天饿不死瞎家雀。我自己想辄。一到春夏秋三季，连队的哪块地种什么好吃的，什么时间熟了能吃我都了如指掌。但有时也饥不择食能吃就甙。
1973年初秋的一天，我忍着饿得叽里咕噜正在打架的肚子，和两个小伙伴放学后，挎起土篮子到几里以外的野地攋猪食菜。攋完满满一匡猪食菜，连累带饿，两眼发花，腿脚发软，实在是走不动了，恰巧路过一片玉米地。
望着吐着红缨的玉米，我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一蹓烟儿地蹿进了玉米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掰下玉米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啃着醺甜冒着白浆的玉米如同吃着山珍海味、美食佳肴的大餐，我们几个那种狼呑虎咽的众生相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好笑，。
也该着倒霉，我们仨人正啃着起劲，撑得腹胀嗝响的时候，恰巧被在地里干完活收工的几个知青碰上了。他们连叫带叫，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在“青纱帐”里一阵狂奔，没多远就给弄得个“狗抢屎”，装菜的土篮子也不知丢哪儿去了。
我们仨被“押解”到连队食堂，另两个伙伴因为出身好，给放“生”了，留下了我这“五类分子”的狗崽子。此时已是傍晚，连队正准备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个大圆饭桌上都摆着一大笸箩冒着热气用麦麸、野菜等混合在一起做成的窝头，名叫“忆苦”饭，准备边开会边吃“忆苦”饭。
那几个青年拿了足有十几个“忆苦” 窝头说：“你不是吃不饱吗?能啃青苞米吗?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吗?今天叫你把旧社会穷人吃的饭吃个够，吃不完你就是对贫下中农没感情，叫你爸‘陪’你吃”。我即刻明白了‘陪’的意思，那就是又要开父亲的批斗会了。
毕竟食量有限，啃青啃得肚子已经饱和。没办法，为了不让父亲为我遭罪，我鼓足勇气，甩开腮帮愣往下呑，几个窝头下去就撑得我肚胀腹痛，眼泪直流……
功夫不大，父亲也被“传唤”到食堂，一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五类分子’的子女天生反动”的声势浩大的“忆苦、批斗”会又开始了。
回到家，父亲又是一痛口诛棍罚。现在看来，当时无论受多大的委屈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民以食为天嘛。
(七)“狍子”挨打
1974年，有个北京知青叫张昆，是连队司号员，他长得高头大马，说话瓮声瓮气，办事慢慢腾腾，反应比较迟缓。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傻狍子”。
我伙伴的父亲在食堂做饭，因此，我们放了学干完家里的活没事也常到食堂去玩耍。听伙伴父亲说“傻狍子”没事儿总泡在食堂，蹭吃蹭喝不说，还经常和一个王姓女知青打情骂俏、粘粘乎乎。现在看，也难怪，人家都二十好几了，谈情说爱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可那时的孩子成熟的都晚，谈情说爱的事在我们来说就是“粘乎”。
一天下午，我的伙伴文文到食堂玩儿，一不小心将食堂的饭桌撞翻，碗盘西里哗啦碎了一地，正巧被上食堂粘乎的“傻狍子”碰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文文就是一顿飞脚，踢得文文唉唉哟哟抱头鼠窜。这事让我伙伴二哥知道了，他马上把我们六个伙伴纠集到一起“开会”：我早就想收拾这小子，整天和女的粘粘乎乎的，看着本来就来气，还敢打我兄弟，走，找他算帐去……
看见我们几个来了，“傻狍子”没把我们当回事儿。没想到我们几个“东北虎”找着由子要收拾他。虽然凭他身宽体高支把一会儿。“好虎架不住群狼”，我们一帮就地取材，抡起长条櫈劈头盖脸把他一痛胖捶，打得他鼻青脸肿。随着二哥一声刺耳的鸣金口哨我们象得胜的武士一样高兴而归。毕竟二哥大我们几岁，回家路上，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惹了大祸，都先别回家，在外面躲躲。
果然，当天晚上，连队几十个小青年拎着马蹄灯、拿着电棒，在 “傻狍子”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地象“日本鬼子搜查地下党”似的到处找我们。我们也被一个一个地从各个地方和各个角落给翻了出来。二哥他们几个贫下中农子女挨了一痛臭训没什么大事。我这个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同于他们了。
几个知青们把我弄到连部，用棉手闷子装上一块木锨片，轮番往我脸上抽，直抽得我的脸颊由疼到涨、由涨到木，最后什么知觉也没有了，耳朵也一阵阵地嗡嗡作响。到现在留下了耳背的后遗症。后来才知道，那样打人脸上没有痕迹，只有内伤，外表谁也看不出来。他们边打边问我，谁是打青年的主谋，是谁教唆你打知青的，是谁教唆你破坏上山下乡的……
这种场面说实在的我见得多了，刚开始还挺有种，摆出了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打死也不说”。青年一看我油盐不进，下手太狠又怕真的把我打坏了没法向我的家长交待。
他们便一不做二不休，脱光了我的上衣，将我挷在篮球架子上。这招实在是太狠毒了，不打你、不骂你、让蚊虫折磨你。五方六月的晚上，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稍许，我稚嫩的上身被不计其数的蚊虫叮咬得奇痒难忍，实在是妥不过去了，只好招供投降：是二哥让我们打的。此话刚一出口，一青年就立即反驳：纯属胡说八道，贫下中农子女怎么能唆使你们打知青呢?肯定是你那个总想翻案的父亲对社会不满、对上山下乡不满、对毛主席不满，教你这么干的。
当时连打叮我已经实在有些吃不消了，只好违心地默认了。我不但没让回家，父亲也被连夜从家里揪到连队，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连夜召开。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连打带骂折腾了好几天，直到父亲病倒，这事才算告一段落。
父亲平反后，知青绝大部分已经都返城。之后，父亲接到十几封知青来信，对当时左的做法表示忏悔和道歉……
父亲却大度地说：都是时代造成的，他们也都是受害者，我不记恨他们。
(八)茅侧风波
1969年，正是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边境战事频发。积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覇”的口号。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6团所属的科研站，贯彻上级精神真可谓是一丝不苟，家家存储战备粮，处处挖掘防空壕，人人都是义务兵。那真是“全民皆兵”、“草木皆兵”。
连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也要组成“红小兵”值勤队，每到夜晚都戴上“值勤”红袖标，手持红缨枪到科研站各个道口去站岗放哨。凡过往行人和车辆，必需有路条并对上 “斗私”、“批修”的暗号才让通过，否则，将被疑视苏修特务押送到连部进行审查。
我虽然是地富反坏右子女，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幸被选入“红小兵”值勤队。
我从小胃肠不好，一天得上几趟侧所，尤其是冷天更是上侧频繁。
一天晚上，我和伙伴们站岗正在检查过往行人，忽然大便来急。我跟一个已上班领头的叫于新友请假。常言说道“管天管地没有管‘拉屎放屁’的”。可偏偏就有人管‘拉屎放屁’。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你猜他说什么：“小鸡巴崽子，想给苏修通风报信去呀，没门。有尿你给我憋着，有屎你给我收着”。我实在憋不住了，恳求他让我上茅侧。他又说：你他妈的是不是皮子又紧了，想找不自在是不是，就是真的有屎，你也给我拉裤蔸子里。叫他这么一吓唬，我再也不敢吱声了。
不一会儿，我身边的伙伴纷纷说：怎么有股臭味呢?找来找去最后臭味的来源定格在我身上。于新友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却实把屎拉裤蔸子里了。他捂着鼻子、斜椤着眼睛：真完犊子，敢紧滚吧。
回到家我把不让上茅侧的来龙去脉跟母亲说了一遍。母亲气得眼含泪水，拉着我去上连队说理。不但没有讨着理，那个姓钟的连长连损带骂地说我母亲无理取闹，并让母亲在家属委员会大会上做深刻检查。那世道上哪儿去说理去呢。
时光永不回，往事难回味。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哪有今天……
(九)“黑色”豆腐
从打我记事起就爱吃水豆腐，不是因为水豆腐营养多么丰富、蛋白质多么高、有机质多么足的养生概念。只是那个“文攻武卫”的年代各类副食品十分短缺，水豆腐现在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尚好的菜肴，但也是限量供应，连队凭票出售，年节还能多供应一些。所以水豆腐也就成了我们姊妹四个平时能填饱肚子的美味副食。
父亲每天拖着一条瘸腿在连队接受“改造”，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不计得失，努力劳动，争取“重新做人”。母亲也为了我们这个家的生计在家属连挣些可怜的工分。我们姊妹每天放学后，除了小妹妹太小不能干活外，轮流喂猪、采菜、干家务包括买豆腐。
父母对我们家教特别严，虽然家境贫寒，但平时吃、穿、用全家都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有几次轮到弟弟妹妹买豆腐时，回来后不是缺个角，就是少一半，再不就是空手而归。每每问他们怎么回事，都说自己饿在半道上吃了。等父母回来我还得替他们圆场说让我吃了。为此父母没少让我罚站。
时间一长，我总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一次，弟弟去买豆腐，我悄悄地尾随在后面看个究竟。弟弟从豆腐房出来端着豆腐快到家时，突然，从杖子边窜出两个皮子和华子一胖一瘦个子高出弟弟一头的贫下中农子弟，皮笑肉不笑地说：买豆腐了?这豆腐只有贫下中农吃的份儿，地富反坏右没资格吃，赶紧拿一块孝敬我俩。弟弟无耐地双手托起盘子由着他俩抓过一块豆腐一人一半，边吃边笑，扬长而去。我这才恍然大悟：弟弟妹妹们买回“缺斤少两”豆腐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了不让他们再吃这样的亏，买豆腐的差使我全包了。
两节到了，连队供应的豆腐由平时的每人5块增加到10块。终于排到我家了。买完豆腐，我和弟弟踉踉跄跄地抬着装满冒着热气豆腐的“维大罗”(俄语水桶)往回走，皮子和华子又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他们手摇着抽冰尜的鞭子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人架势：怎么，又买豆腐了，这回多，得多孝敬我们几块吧。我心想真是欺人太甚，但想到快过年了，为了不给父母“惹事儿”我只好强压怒火，每人给他们两块。他俩伴着得意的笑声飞也似地走了。
没走出几步，他俩又出现在我哥俩面前:I 不行!两块不够，再孝敬我们几块。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这不是“骑人脖颈梗子拉屎”吗?我火冒三丈:还有没有完?别给脸往屁股上帖。一块也不给，爱咋咋的。
不给是吧?他俩不约而同地在道边儿一人抓起一把漆黑的炕洞灰撒向桶里，白豆腐霎时变成黑豆腐。以前劫豆腐的情景过电影似的浮现在我眼前。我“怒从心头起，恶于胆边生”，不动声色地哈下腰使出吃奶的劲儿拎起“维大罗”突然向他俩泼去。又黑又热的豆腐烫得他们吱哇乱叫，抱头乱窜，我们哥俩追上去又给他们一顿痛消。一桶过年的豆腐也一块不剩地全都报销了。后来听说，他们俩的头部、脸部都程度地不同被豆腐烫起了水泡。一些主持正义的人听说这事后都说，那俩小子欺人太甚，纯属活该。但正义的呼声很快被非正义的举动淹没了。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家长带着一帮青年和贫下中农到我家算帐来了，父母和我都被拧送到连部以是体罚，又是检讨，整整折腾半个多月，直到快过年了，才算告一段落。
因为这次豆腐事件，我们家一个年都没过好。那时的世道，真理、正义和良知都被践踏得粉碎。
(十)兴凯往事
记得四十年前，每到入九的兴凯湖，学校放寒假、大人“猫冬”的时候，也就是自发俱乐部、天然滑冰场聚会的季节。人们携家带口，三五成群，不约而同，有说有笑地扛着冰镩(一种站着滑爬梨支撑工具)串着爬梨向湖面涌去。
冰冻如镜的兴凯湖湖面上，不分男女老少，无论上级下级，没有管教人犯，人人都成了这个快乐俱乐部、天然滑冰场一分子，那阵少有和谐、平等的场面让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心中的郁闷和不快，融入了这施展滑冰技巧的欢乐大家庭。
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凛冽寒风夹带着尤如一把把锋利的小刀似的清雪无数次地划在每个人的脸上，可是人们在种类多多的冰上的游戏中全然把它当成一种大自然的恩赐、抚摸和奖赏。身着五颜六色的人们把湖面装点得花坛一般美丽。
我到这个时候也不例外，也扛着父亲亲手做冰爬梨已然小大人似的汇聚在奔向湖面的人流中。
那时我淘得没边没沿，天不怕地不怕。父亲戏称我“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什么都敢“朝愣”。
人们都知道，水零度以下冷涨热缩，冬天的湖面长时间冰冻就会多处凸起鱼脊似的冰包。一到冬天，冰冻的湖面就成为大型运输车辆和大型运输爬梨的繁忙运输线，经这些运输工具的反复辗压和湖水的冲刷，隆起的冰包就会塌陷露出湖水。
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暗藏着危险，为了省力气，哪儿有冰包就往哪里上，以求玩得高兴滑个痛快。父亲知道后也曾多次训斥，表面满口答应，实际我行我素。
我和同伴儿经常抱着爬梨使出吃奶的力气爬上一丘硕大的“冰包”站上爬梨用力一撑，靠着由高到低的惯性，爬梨飞快地向下冲去，那种愉乐和快感甭提有多刺激了，就这样往返N次，平安无事。
一次，我和几个同伴正在用这种方式玩耍正兴，几个年龄稍长我们几岁的管教家的孩子看我们的冰包领地比他们的好，就一哄而起霸占了我们的“根据地”，把我们挤兑到一边儿。惹不起躲得起，我们几个乖乖地把“宝地”拱手相让了，又开辟了一处新领地。
这块领地比刚才那块还好，就是冰包的另一面由于冰块之间的挤压已塌陷并存有一片一人多深方圆十多米的明水。我们几个边小心翼翼地玩边互相提醒。
不料，他们仗势欺人杀了个回马枪，又来找我们的麻烦，有个叫亚楠的伙伴有点急了顺口说了句“你们有点太欺负人了吧?”话音刚落，那伙其中的一人眼睛一瞪顺手一推，亚楠被推下溜滑的冰包扑通一声掉进水里，那几个人见了不但不救，还幸灾乐祸地咧着大嘴哈哈大笑。
我们一阵阵声嘶力竭“救命、救命”的呼喊，招来了十几个大人，他们七手八脚人拉人人扯人地组成一串人链把亚楠救了上来。被救上来的亚楠冻得脸色发青，浑身打颤，不大功夫，身上的棉衣、棉裤冻得就像盔甲一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我一起玩的的伙伴都是有着相似历史背景的家庭，所以我们都很要好，有什么事情都很抱团儿。出了这事，我们怎能善罢甘休。三天以后，亚楠恢复了。我们几个去看他，并商量用同样的办法整他们。后来才知道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四天，我们几个又出现在那块冰包上。真是冤家路窄，那四个小子又出现在湖面被他们夺去的冰包上，这还不算又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接受第一次教训，佯装乖巧顺从地让给了他们。他们哪知这里有诈，趁他们玩得正在兴头，亚楠一声令下，我们七个小伙伴一拥而上，把四个玩头正兴、不知所然的“恶少”不由分说纷纷推下冰包，噼里啪啦像下饺子一样掉进冰冷的湖水里，看着他们一个个人仰马翻的狼狈相我们开心极了。任凭他们哇啦哇啦没好声的喊叫，我们头也不回一溜烟地跑没影了。回到家里，我把整治“恶少”们的事原原本本与父亲说了，希望能得到父亲的赞赏，没想到还没等我说完，得到的赞赏却是父亲实实着着的一撇子：你惹大祸了!
果然，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门被人一脚踹开，冲进四、五个公安人员，将我和父亲连推带搡地弄到队部。我一看，好家伙队部院中黑压压人头人头窜动，六个伙伴和他们的父亲在齐刷刷地站成两排，我和父亲理所当然地归椤在这两行队伍当中。
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就这样开始了。什么“仇视社会”、“断革命根”、“亡革命之心不死”等一顶顶政治帽子戴在父亲和其他六个伙伴父亲头上。这还不算，还叫那四个“恶少”挨个抽我们的嘴巴子，我们的耳朵被抽得嗡嗡作响，七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通红的“五指扇”。而后，我们七个小伙伴的父亲被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
后来才知道，那四个“恶少”别看他们个个膘肥体壮，可他们的体质还真的不行，被我们推下水后要不是众人送到医院救治很可能就会一命呜呼了。如果那几个人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救不过来，我们可真是捅了“大漏子”，犯了滔天大罪，真有些让人后怕。
兴凯湖往事有痛苦、有悲伤、有快乐、有温馨，更有童年不尽的回忆。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我今后生活大餐中不可或缺的佐料，它有益的东西将让我受用终生……
(十一)湖畔垂钓
人到中年，回首往事，例例在目。在兴凯湖的一件件、一事事终身难忘——
兴凯湖，湖面如镜，温柔恬静，鱼跃鸟翔，白帆点点，风景旖旎。著名特产大白鱼和白虾，尤其是兴凯湖大白鱼，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此鱼肉质细嫩，是餐桌上的上等菜肴。
记得小的时候，八、九岁的光景，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当时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为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父亲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在一次打井时摔坏了腿脚。伤病好后成了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单位出于照顾让他烧茶炉。
也就是从此，父亲与钓鱼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没有也没听说过什么手杆、海杆之类的现代化钓鱼工具。用废弃的小竹船篙，截去一半粗的，插上稍细一点儿的竹杆，再插上一根扫帚苗，套上铁箍固定就是一副相当奢侈的鱼杆了。
夏季的每天三点多钟，放学的哨声一响，我就会背起书包撒鸭子似的往叫“中转站”的码头边的茶炉房疯跑。这时父亲早已把鱼杆、蚯蚓、鱼钏等钓鱼的家什准备好，拄着双拐等着我，于是我兴高采烈的扛着所有的家什，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小鹿一般、连蹦带跳地向湖东奔去，父亲拄着双拐步履蹒跚被我拉得很远。
父亲很会钓鱼，他钓鱼的地方通常是背风背音的土岗下边旮旯，地点固定从不换地方，当地的许多与父亲同龄的钓鱼爱好者都向他拜师取经，因此也交了不少人，收了不少弟子。
到了目的地，父亲放好马扎(用绳子做面，用木方做腿的橙子)接上鱼杆、拴上鱼线、绑上鱼漂、串上鱼食，双手尤如过去马车老板赶大车甩大鞭子一样将长长的鱼杆带着鱼线唰地一声甩了出去。随后父亲便掏出烟口袋卷上一帒大烟炮，一边看着鱼漂的动静，一边悠然自得地喷云吐雾，一边等待着鱼儿上钩。不一会儿，随着鱼漂一次次幅度不同的上下窜动，噶牙子、鲇鱼、白鱼非常听话地一一上了钩，。
每每钓上鱼来，父亲就小心翼翼地从钓上摘下来递给我，大一点儿的，我就把它窜上鱼钏放进搭建的“水族馆”中，要是小鱼崽儿，我就放生让它逃命去了。过了个把小时，鱼钏就穿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鱼了。
随着父亲身边烟蒂的几何型增多，黄昏时分的太阳把湖面染成橘红色，三、四个鱼钏穿得满满的，钓上的鱼足有十几斤时候，父亲才不情愿地收拾起钓鱼的武器“收队”了。
他像打了胜仗的武士一样，拄着双拐一颠一颠飞快地走在前头，而我扛着鱼杆、拎着对我来说属于重量级的战利品，忍耐着腹中肌肠饿肚的“煎熬”，一步三晃有气无力地哼着无名小曲信马游缰地跟在后面。
掌灯时分，我们爷俩带着战利品一进门，弟妹们好奇地摆弄着鱼问这问那，母亲早已准备好油盐酱醋，手脚麻利地边收拾边做，功夫不大功夫，一大桌香喷喷的鱼宴就做得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