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友们（一）

我的工友们

任长杰

每当闲遐或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想起多年前在新华农场一起摸爬滚打、朝夕相处、快乐劳动的工友们，那时我们一道上山采伐，一道抬肩归楞，一道进料出料，一道修理带锯，一道下地割麦，一道雪中扒豆，在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演绎出许许多多让人难以释怀的故事。

下面我就把有着鲜特点的几个工友隆重地介绍给诸位。这些人可不是笔者胡编乱造出来的，都确有其人。出于个人隐私，还是隐去真名实性，起个化名吧。

一、能鼓能吹的——“崔二爷”

“吹二爷”真名崔尔也，性格直爽热情，干活肯出力气，不抽烟不喝酒，什么都好。就一个毛病：能鼓能吹。方的能给你吹圆啰，死人能给你吹活啰。因此，我们大伙儿给他起个外号叫“吹二爷”。

1979年，正赶上知青大批返城现象，技术骨干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厂里准备选派几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到佳木斯木材综合加工厂(当时叫六十一军工厂，现早已破产)学修带锯。当时在木材厂当个修锯工是技术工种，是我们这样的小青年梦寐以求日差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得知这个消息后，“吹二爷”使出浑身解数，找到车间主任，充分发挥他能鼓能吹的特长，说他有个舅爷在佳木斯当副市长并主管佳木斯木材综合加工厂，找他可以让我们学到最先进的修锯技术云云。把个车间刘主任忽悠得迷迷糊糊，不知东南西北。外出培训的名单一公布，还真的有“吹二爷”。

我们一行到佳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开了这个迷，“吹二爷”所说的他那个当副市长的舅爷原来是个市政府锅炉班烧锅炉的“司(炉)长”。

还有一次，时至秋日，农业生产急用一批红松六零板材，厂里没有现货，当时紧俏得连林区都买着。“吹二爷”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自告奋勇地找到刚刚上任的厂长，说某某林业局长是他的亲戚，不但能买着而且价格也不高。厂长听后非常高兴，马上让他提着现金带着汽车前去采购。“吹二爷”高高兴兴提着钱走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家里急得火上房就是不见“吹二爷”的踪迹，厂长怀疑“吹二爷”携款潜逃，报了案。过了十多天，“吹二爷”终于回来了，汽车空空如也，所带现金也让他花去不少。后经了解才知道，他那个林业局的亲戚根本不是什么局长，只不过是林业局机关看大门的。

从此，“吹二爷”三吹六扫臊、说话没准儿的事儿在厂里传开了，只要他一说话，大伙就会不约而同地回他：你在东北说话，得上北京去听。

二、有钱三天乐的王迷糊

我们通常把现在的小青年儿“当月收入当月花光“的作法称其为“月光族”，以我的理解就是在理财时缺乏周密计划和细水常流的长远打算。

几十年前，我的一个工友外号叫“王迷糊”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半月光族”，半个月之内(当的工资是四十一块六)就把所有的工资花得一干二净。

“王迷糊”长得不错，平时为人友善，也有点“说平书讲故事”的歪才，虽然已近四十，可还是“吃饱了虱子都喂了”孑然一身的老处男。虽处了几个对象，都因无论他挣多少钱，半个月之内想方设法花光而离他而去。

工友们都说“王迷糊”前半个月是大爷，后半个月是孙子。“王迷糊”自己也说：“他妈的，我这辈子就像和钱有仇似的，有了就想共花光它”。

有时开支，到商店把钱一扔，捧着几条烟就往回跑，到了宿舍，你三包他两包，不大功夫，几条烟就地消灭。不要说你看不起他。

有时开支，他率领我们几个要好的工友到附近的小饭馆海搓一顿，酒足饭饱后，无论你会不会抽都得发上一包当时比较贵的“玉兰牌”香烟，谁不要他和谁急。

就这样，前半个月他天天出入饭馆，喝得是脸红脖子粗，那是正儿巴经的坐上食客。后半个月也是天天出入饭馆，仍然是脸红脖子粗，这回可是到饭馆端盘子洗碗靠打工挣酒饭的打工一族了。常言说：听人劝吃饱饭。我们也曾经劝过他，他当时答应得挺好。可属耗子的，撂下爪就忘。没过几开又恢复原样。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工友就你一顿、我一顿、他一顿地轮换着给他到食堂打吃的，作为好朋友怎么也不能让他饿着是吧。

我们不在“王迷糊”没有吃饭钱的时候，有些人就不管那些了。他们以讲故事、说平书要挟，讲一段故事奖一个馒头，说一段平书奖一勺菜，说一段快板奖一支烟。靠别人的施舍来填饱肚子。

转眼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不知“王迷糊”还是否健在，如果健在，他的生活能是什么样子呢?

三、“老丑”和“小孬”

老丑，真名就不和大伙说了，反正是确有其人。因为人长得像电影《巴黎圣母院》里的主人公卡西莫多，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工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丑”。

那时不知是怎么的，都喜欢给人起外号。

老丑是矮我们几届上班的，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胆小怕事，凡事人不敢出头露面，所以我们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处处护着他、向着他，无论什么事，从来不让他吃亏。他还有一手让我们男人们望尘莫及的手艺——打毛衣。是当时厂里有名的打毛衣高手。

老丑人虽然长得丑了点，我们也特别爱和他在一起。不但我们这些男工友们乐意和他打交道，就是班上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每到休息日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说笑打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帮忙织这织那。

无论是谁求着他，老美都是来者不惧，爽快答应，利用工余时间，起五更爬半夜，不出三五天，就用他粗壮且又灵巧的双手一针针一线线打完，要花有花，要草有草，织出来的动物活灵活现，比一些笨手笨脚的女同胞织得还好呢。

当时厂里有个外号“小孬”的人，社会上人们称他“痞子”，在单位人们称他“混混”，工作吊儿郎当，为人处事那是相当霸道，和我们“水火不相融”，经常纠集一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欺负我们这些工友，每次找到领导告完状，他们知道后都要报复我们。我们几个暗暗憋足了劲，瞅准机会一定要治一治这帮家伙。

一次，“小孬”让老丑帮他几个狐朋狗友打毛衣。毛衣打好送去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慑于他们的淫威，老丑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老丑拆了重打送去后，不但没过关，还被他们打了个乌眼青。

简直欺人太甚。终于到了收拾“小孬”这帮人的机会，新帐老帐和他们一起算!我们十多个工友抄起家什，吆喝着，一窝蜂似的找到正在喝酒猜拳的“小孬”和他的一帮哥们。不由分说，一阵棒打脚踢，直打得他们一个个哭爹喊娘，有的抱头鼠蹿，有的跪地求饶。对于罪魁祸首“小孬”我们格外“照顾”，不但让他向我们和老丑赔理道歉，还把他打进了医院。

这次群殴事件轰动了全厂。一些老职工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胆儿够肥的，敢动“小孬”这帮小混混，不简单。厂领导对我们敢“灭”“小孬”这帮厂里“渣子”在心里也是暗自叫好，可毕竟把人家“送”进了医院，影响太大，不得不作些表面文章：给了我们一帮人厂内记大过处分。

“小孬”伤愈出院后，厂里给我们办了联合学习班，让我们在学习班里“学习改造”，并顺水推舟予以调解，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也就此“融冰”。

“小孬”一伙让我们给狠狠地治了，再也没敢和我们起刺儿，后来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老丑找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我们跟他媳妇开玩笑说：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什么上。他却自豪地标榜：丑人有好命。老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现今已有二九年华。三口人在外打工，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小孬”现在在南方某市开了一家公司，钱没少赚，生意红红火火。

四、爱“拔强眼子”的小宝

从小就没了爹妈的小宝真名冯玉宝，家中老大，由于营养不良，兄妹仨人长得又瘦又小。

记得潘长江有句名言：浓缩的都是精华。的确如此。别看他们兄妹几个长的小，可脑子可灵了，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要不然也是名牌大学的料。

小宝又当爹又当娘，靠着父亲单位和姐姐姐夫及邻居的资助，含辛茹苦拉扯着他的两个妹妹，先后成家立业，着实让我们这些同龄人佩服，大人们一提起小宝兄妹也都交口称赞，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我们这些工友伙伴由于家境也不是很好，但也经常力所能及地去接济小宝他们，帮他干些家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宝干起活来点子多，动作快，手脚麻利，谁都愿意和他搭伙儿。

小宝什么都好，就有一样忒爱拔强(jiang)眼子，钻牛角尖儿。我们有时和他开玩笑说：别看你人小，拔起强眼子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记得当修锯工时，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的师傅都不在，用压料机给带锯压料(带锯在加工木材时首先在锯齿尖上要用压料机压出棱形尖状齿，再用锉锯机锉平，这样加工木材才走直线)，小宝别出新彩，不按带锯正常的压料规程压料，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结果拉锯工一用，乱子出来了。加工出来的木材九曲十八弯，全都是S弯。3立方米多的红松废了近2米。车间主任让人抬着废料往我们跟前一摔：“谁修的锯?这么好的红松加工成这个奶奶样，纯属败家仔儿!”当月开支的时候，我们和小宝拿着罚款单面面相观：怎么样，让你“拔强眼子”，这回吃亏了吧。

不过有时小宝的“拔强眼子”，也有好的时候。一次，我们几个用工余时间加工灰条子挣点外快。按单位规定每捆工灰条子长度2米50根。为了少出力多挣点，我们跟小宝商量，每捆少放个三根五根的，既可以加快速度单位又不知道。小宝来了“拔强眼子”劲儿：这不行!让检尺员查出来，活儿咱白干不说，都得挨罚挨克(kei)。我们几个气得够呛,可又拿他没办法。

结果，在检尺验收时，检尺员果真查出了其他组加工灰条时数目不够偷工减料的现象，被扣发了当月奖金。

事后,小宝跟我们炫耀说:怎么样,有时爱“拔强眼子”不是什么坏事吧,要不是我“拔强眼子”,不就完了吗。

孩儿面，五月天。有时候，小宝和我们为了一个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拔强眼子”争得脸红脖子粗，几天不说话，几天又和好。

现在想起和小宝在一起的每事事每件件，那真让我回味无穷。

五、槌子“小四川”

“小四川”是四川省榭洪县人，他的父亲是位“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多次在战斗中立功的老功臣。

“文革”期间唯成份论时，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屈打致死。母亲因无固定收无力抚养他们兄妹，没办法只好让小小“小四川”投奔了在东北的老乡，他在木材厂的匡叔。

刚刚来到东北时，“小四川”的四川方言十分浓重，其他工友们听他说话就像听天书一样，十句听不懂一句。所以弄出不少笑话和误会。

我小的时候在兴凯湖时，有一位邻居大妈恰巧她的老家就是纯正的四川人，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也跟就她学会了不少四川的方言土语。所以，小四川的方言在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此，我就成了“小四川”业余的贴身“翻译”。四川人把男孩儿都称为“槌子”我们就给“小四川”起个外号叫“四川槌子”。

“小四川”由于营养不良比较瘦弱，但人长得还是比较帅气，加上一口人家听不懂的“鸟语”，男女老少、姑娘媳妇在工余时间出于好奇都愿和他唠嗑打趣儿，学一学说起来蹩嘴的四川话。但“小四川”也有因言语误会，好心做好事没好报的时候。

夏日的一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滂沱。出于好心，“小四川”将女工们晒在晾衣区的被褥、衣物和鞋袜一股脑地收了回去。

雨过天晴，“小四川”来到女工车间告诉女工友们，被褥、衣物都收回去了，孩子也都放在她们的床下了。“小四川”本以为会得到这些姐妹们的表扬和赞许。没想到“小四川”此话一出，一位张姓姐姐杏眼圆瞪：你真流氓，我们都还是黄花大姑娘，哪里来的孩子?姐妹们这才回过神儿来，随即，一阵雨点儿般的拳头铺天盖地向着“小四川”砸来，任凭“小四川”怎么解释，这姐儿几个就是不听。越说越砸，越抹越黑。打得“小四川”鼻青脸肿，抱头鼠窜。“小四川”找到我，让我去说个明白，看见“小四川”那副狼狈相，问明原由，我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四川方言把脚上穿的鞋子叫“孩子”， 使女工们误会了。姐妹们不但没对做好事的“小四川”给予褒奖，还把给一顿捋。后经我的一番“斡旋”，姐妹们为这场言语误会，付出了下馆子的“代价”。后来，其中一个小妹还成了“小四川”的媳妇。

愿谁?都是方言土语惹的祸。有了这次教训后，“小四川”卯足了劲学说东北普通话，那东北普通话比咱东北人说得还地道。

东北的水土和大米白面养人。没出几年功夫，“小四川”的个子长了，人也壮实了，严然一个东北汉子的形象。

八十年代，“小四川”父亲的所在地落实了政策，“小四川”也偕漂亮的对象返回四川榭洪。

至今已人到中年，我和“小四川”有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估计他们俩都当爷爷奶奶了吧?

六、老何其人

老何，浓眉大眼，膀大腰圆，身高一米七五。说起话来铜声铁气，掷地有声，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干净利落。这么说吧，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大碗大碗喝酒，大块大块吃肉，山东人的行侠仗义、东北人的豪爽讲究，可以说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窄一让人看起来，老何就是个粗得再不能粗，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东北大汉。

刚参加工作的时，和他一起抬肩、归椤、拉锯、出料。那种重体力劳动撂一般年轻人的身体真是吃不消，在他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每到劳动间歇，别的工友们都是“张家长、李家短，老王家的小猪三只眼”素嗑、浑嗑唠得唾沫四溅，眉飞色舞。

我们工余时间最大的快乐就是听老何讲故事。我们非常敬仰老何的记忆和口才，他的故事讲的是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我们听得是屏气凝神，目瞪口呆。后来“回炉”再看这些名著时，我尽力将老何给我们讲故事时的情节与原著进行对照，情节和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有些情节演义的比原著还精彩。

《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圆”，《水浒》里的“三打祝家庄”，《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三言》、《二拍》里的“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等等故事都是那时他给我们讲听。那时，只是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方法进行消遣，以解重体力劳动之乏，现在看来，他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也是当时文化知识匮乏和业余生活枯燥的重要补充途径之一。

别看老何人长得五大三粗，可他肚子里的墨水却不少，钢笔字写得也是娟秀刚劲。每天上班时，他身上挎着一个绿色的破旧书包。包里装着几本破烂不堪的旧书籍。了解他的人轻易不敢动他的那个破书包，谁要是动了，轻则遭到喝斥，重则向你挥拳头。

有时老何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自己捧着一本书在一边旁若无人地读着，读到兴奋的时候，不时还吟颂出书中的警句、名言来，还用不知是从哪捡来的粉笔头在地上写写画画比划一通。

有些工友打趣地说：老何，你这是上茅楼看报纸假积极。每当听着这些，老何都有会反唇相讥：你们懂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自有看书的乐趣。

谁又知道，老何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听别人讲，老何解放前出生在辽宁白城一户富裕人家，从小聪明好学，记忆过人，在同龄孩子当中是佼佼者，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有名的中学。由于祖祖辈辈都是文化人，家里藏了不少《四大名著》、《史记》古代书籍，每到寒暑假期，老何便躲到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读书，老何从书中汲取了丰厚的写作灵感，他的小说作品不但在学校成为范文予以展示，一家出版社也看上他的写作才华和可塑性，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作品。就这样，老何作家的梦开始了，与此同时还做着考上名牌大学这个甜甜蜜密的梦。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反五反期间，他家祸从天降，不但被抄了家当，没收了所有财产，全家老一辈无一例外地被判刑入狱，就这样，老何所有的梦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远房亲戚看到这架势，对剩下的这姐弟几个，没有一个敢着边儿的。没办法，姐姐只好领着弟弟妹妹们相依为命，艰苦难渡日。

“文革”开始以后，他家的陈年老帐又被摆上案台，虽然父辈们已受到了人民的“专政”，可姐弟几个却还不能放过，天天被揪去开批斗会，夜夜进行反省认罪。由于不堪这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何穿着单薄的衣杉，肌肠饿肚地与姐妹不辞而别，逃到了黑龙江，在远房亲戚处安顿下来。当时木材厂冬伐缺人手奇缺，这才到木材当了一个又累又苦的翻椤工(带锯加工完一面用扳钩翻过来加工另一面的工作)。

“晴天霹雳一声响，拨开乌云见太阳”。“文革”结束后，政府为老何家落实了政策，老何的家的事得到了公正的解决。当时教师岗位上人才奇缺，他的老家来人让他回去到学校教书。在别人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他却说，这么多年了，原来的水儿都用得差不多了，不能担误国家培养人才，也不能误人子弟。于是婉言谢绝了家乡的好意，仍然干着他那又苦又累的活儿，直到厂黄人退休。

虽然老何人已退休多年，但他包不离肩，书不离手的习惯到现在还坚持着，高兴的时候还会给那些孙子辈的孩童讲上几段。他那种学习的劲头，让现在的不少年轻人都相形见绌，自愧不如。

七、“驴友”轶事

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十分短缺和馈乏，买白糖凭糖票、买布匹凭布票、买猪肉凭肉票、买粮食凭粮票，就连买台自行车也得“挖门盗洞”“求爷爷告奶奶”走后门弄张购车票，可以说是“一张票憋死英雄汉”。

谁家要是能买回一台“飞鸽”、“永久”这样的大牌自行车儿，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有会另眼相看，比现如今谁家买台“宝马”、“丰田”轿车好象还有面子。因而，凡是有自行车的家庭，都有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把自行车当个宝儿，按老人的说法“恨不得砍块板贡起来”，侍候特别干净、骑得特别小心、保养特别籽细。那时人们把自行车通常叫做“驴”。

1979年鹤立河农场和新华农场合并，两场木材厂也进行合并。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住宿条件不好，从鹤立河合并的工人除少数住在厂里，其他人都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新华和鹤立镇二十多里跑通勤，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因为他们经常骑“驴”上下班，所以我们就开玩笑地把他们通通称为“驴友”。

因为“驴”是他们上下班的主要长途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帖身伙伴“驴”保养和修理的格外细致。久而久之，这些本身对机械修理就比较在行的“驴”友们，也自然而然地锻炼成为了修理和保养“驴”的行家里手。

每逢厂里停电等电的时候(那时经济不发达厂里三天两头停电，什么时候来电没准儿)，这些“驴友”们就会仨一群俩一伙聚集在宿舍前的空地将“驴”两轮朝上，平圈的平圈、调档的调档、上油的上油，遇到难题，还不时地切磋起修“驴”的技艺，勾勒出一副修理铺集体修“驴”的热闹场景——

那时的“驴”不好买，当然“驴”的零配件也就十分紧缺，加之收入少得可怜，每月只挣几百“大角”，只好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将损坏的部件修好之后循环使用。

修锯组有个姓杜的“驴友”脑瓜儿相当聪明，修锯的时候就时不常地搞出个小发明、小创造什么的，工友们给他送个外号“小诸葛”。要是放到现在，他出的那些小点子，搞的那些小发明，申请个省级、国家级专利兴许也能通过。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修“驴”的时候，好几个“驴友”的“驴”的前后轴珠粒儿和珠架由于长时间和长距离的骑行，已经破损得不能修复，转遍了附近的大小商店就是脱销买不着。

就在所有“驴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杜“驴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找来一根八号铁线，用钳子葳成环型珠架状抹上黄油上到珠碗儿上。您还别说，修好的“驴”骑起来和原配的珠粒和珠架一样轻松，没什么两样。这个小小的发明在全厂一时传播开来。所以八号铁线在厂里特别是在这些“驴友”当中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疙瘩”。

后来，就连附近的一些自行车修理铺也纷纷效仿这种土办法修理自行车，并疯行了好一阵子。

杜氏“驴友”会想会做、敢想敢做。

山上伐木用的油锯引擎，他可以改装以后装到自行车上，当做动力之用。

带锯的废旧锯片经他巧手的精心打蘑，成为一把结实耐用、轻巧灵便的农具——锄头和铁锹。

总之，那时的工友们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凭，没有多么深的文化，可他们某种程度的钻劲、韧劲和敢想敢做的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我—

八、我们厂里的年轻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撇下“扎根边疆五十年”的豪言壮语，采取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返回大都市的时候。

由于当时青年所从事的都是关键和重要的工作岗位，本地土造的青年刚刚参加工作，在重要岗位还不能支起摊子，都是现在所说的“菜鸟”，还不能“顶门过日子”，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各技术岗位出现断层断档现象。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走向了社会，参加了工作。我们这些撂到现在应该是正在上高中的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们被厂里的一些老工人称之为“疯丫头”、“野小子”。

当时，团支部是人走位空。我们几个年轻人经厂党支部考察研究，被“赶鸭子上架”式的推上了厂里“有名没份”的“九品芝麻官”——团干部的位置。

一开始，工作甭提有多困难了。要钱没钱，要物没物，搞活动也要在不能影响影响正常生产的工余时间，男女团员情绪非常低沉。

春暖花开，冰容雪消，各个连队就开始建住房，这时的基建用成品半成品的木料非常紧张，又时不时地停电，常常是拉运木料的铁牛(大型轮式拖拉机)在厂区一停就是一大片，那些连队来的领料员经常因为抢拉木料相互拌嘴吵架，一整还到农场领导那儿去告一状，没办法只好组织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不但弄得工人们疲惫不堪，同时也带来安全隐患，厂里的头头们对此也是焦头烂额

我们几个团干部看这种情形，凑到一起一商量：我们小青年儿体力好、精力足，组织团员加班加点儿，白天赶不出来，我们全体团员打夜班儿干，为厂里解决眼下难题。不过，不能白干，所得收入作为团支部活动经费。这个想法和厂领导一说，(要知道，当时场党委明文规定各个连队必须划拨给所辖团支部两垧“青年田”，由连队代耕代收，所得收入作为团支部活动经费。而我们就得靠业余时间加工一些木制产品获得那点“微薄“的收了)他们抱着怀疑的态度说：那就试试吧。

结果，一个建房周期下来，不但解决因白班加工不足的问题，满足了连队盖房用木料的需要，还为团支部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团费。我们这一仗打得真票亮，接连近一个多月的加班加点，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木材加工任务，为厂里解决了大难题，我们的形象也在厂领导面前被逐渐地树立起来。

从此，无论是什么活动，无论是上边号召的，还是我们自发的，厂里只要是知道，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从不打“锛儿”。

有厂里的头头们给我们做后盾，我们的劲头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干得更欢了。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岗位上苦练基本功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改革、小巧门”的五小活动，我们把大伙召集到一起，研究活动方案，制定活动内容。干得还真是有模有样，经我们一撺愣，小青年们参加这些活动的热情特别高涨。

文体活动我们也不甘人后，什么文艺汇演、集体舞比赛、体育比赛、春节扭秧歌。这么说吧，只要是我们能参加上的，就几乎没有不得奖的，连场里的领导都说我们木材厂团支部是得奖“专业户”。

厂里的其他一些老职工看我们本地这些小青年，把一帮乳臭未干的“疯丫头”、“野小子”们凝聚的象“黄泥团儿”一样。不但在生产一线上是一支新生力量，自发组织和参加上级各种文体活动也毫不含糊，对我们更是刮目相看了。

九、我和文化人

三十年前，那种震耳欲聋带锯加工木材的超高分贝的刺耳噪音，等带锯停止转动好一阵子，耳朵还嗡嗡作响;漫车间飞舞的锯沫子像现在的沙尘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擤一下鼻涕，吐口痰粘的都是加工木材的粉沫;天天抱着粗大沉重的木材“拉大锯、扯大锯”机械式的往复运动，将嫩嫩的小手打蘑得尤如木锉一样，至今还例例在目。

看着那些当“官儿”、“有些能奈”的子女耳朵夹着铅笔，手里拿着本夹子在让人眼红的检尺、摇尺的“肥缺”岗位上大力不出，悠闲自在的神情，心中煞是无奈和不平衡，只恨自己父母没本事。

我的工友中有一位曾在海军部队服役的复员军人潘大哥，在当时青年大批返城的节古眼上也算是个文化人。见多识广，字写得好、文章写得棒，唱歌跳舞、球类田径样样拿得出手，人长得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在厂里也是出了名的才子。

处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图书的种类少得可怜，但只要是他能淘弄到的，都要仔细阅读。因此，我和他在一起，耳濡目染地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从中明白和懂得了许多事理。有一次，他把他的学习笔记给我看：好家伙，用当时大算草“改装”的四本合一的笔记本，厚厚一摞，足足20多本。

在一起攀谈时，潘大哥经常跟我说：你就甘心干这行干一辈子?看你挺喜欢读书，这是好习惯，但这书读了可不能白读，要把读完书的感想记下来。这样既可以锻炼文笔，提高写作能力，又可以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那时，农场场部都设有广播站，每天早6点至7点，中午11点至12点，晚5点至6点，都要放广播，除转播省台和中央台节目外，还有农场新闻，播出农场各基层单位报道员投送的新闻稿件。

每到上下班时间播出的农场新闻中都会听到潘大哥写的广播稿件，诗歌、散文、通讯、消息等题材广泛、文笔流畅。厂里的工友们都向他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目光。

与此同时，他还让我在车间劳动中，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要留和观察厂里和车间的“好人、好事、好做法”，“革新、创造、小发明”等小事，有机会就用笔记下来，没机会就用心记下来，工余时间进行归类整理。按照潘哥教的办法，我就时时兜里揣着笔和本，处处留心，事事留意。发现值得写的东西，有空就记在本本上，没空就记在脑子里。下班以后，别的工友玩耍打闹，而我却趴在床上“爬格子”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写的“处女作”广播稿《开展五小活动，节约资金万元》一稿在农场广播站播发。时间不长，还收到了农场广播站邮来的伍角钱稿费通知单。从此，我的写稿热情像奔腾的“钱江潮”一发而不可收，从短到百字的“豆腐块儿”长到千字以上的“大块文章”，发稿的渠道也从农场广播站向鹤岗电台、《鹤岗日报》、佳木斯电台、《佳木斯日报》等影响相对大一些的地方媒体延伸。

作为厂里报道组长的潘哥因工作出色调走以后，厂里的通讯报道组长空缺，我在厂里文笔方面也算是“鹤立鸡群”，也就理所应当、顺其自然地被厂领导推上了这个基本半脱产的报道组和板报组组长的“职务”。

我也最盼望每月两次出板报的时刻。因为每到这时，我就可以端坐到厂里的活动室，躲开恼人剌耳的噪音，避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黑白与彩色之间尽情地享受十多天别的工友体味不到的乐趣。出完板报拿着厂长开具的派工单交给车间主任，工资一个“子儿”不少，看着与我同龄的工友们也像看潘哥一样向我投来同样的目光，心理那种得意的滋味比吃了蜜还甜。

成家之后，也就在我当上这个“官儿”不久，厂里来了一个从山东“闯关东”名叫章元正的人。

记得有一次，在电力部门的支持下，厂里建起了用电木材烘干炉，不但节了约成本，缩短了木材烘干周期，还提高了木材质量。为了感谢电力部门，厂里想写封感谢信。找来找去没有会写毛笔字的，那个叫章元正的人听说后自告奋勇地出来请战了。

这可喜坏了厂领导。章元正二话没说，笔、墨、砚、纸准备停当，感谢信现编现写，字迹潇洒工整，内容简洁明了。这使章元正在厂领导面前“魔术师穿帮露了一手”。

没过多长时间，领导找我出板报的次数少了，可板报还是按时出来，粉笔字比我写得好，板面设计的比我漂亮。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章元正，水平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这时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我的这个差使岌岌可危，如果不拿出点真东西，自己的“饭碗”迟早要被他夺走，又会重新回到车间“卖苦力”。这种精神无疑是巨大的，但这种压力不但没有压倒我，反而为我增加了动力。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于是，无论多忙多累，只要带锯一停，稍一有空，就捡起检尺员检尺用过的粉笔头模仿一本没有标注作者姓名的字帖在地上、墙上写起来，有些工友们在背后三五成群议论：这小子八成受刺激了，精神不太好。任凭你怎么议论，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又买来笔、墨、砚、纸和软笔描红字帖，回到家里吃完饭，只要撂下碗筷，就会旁若无人地按照字帖的要求苦练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面壁”“修行”，我的粉笔字和毛笔字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一次，厂里参加农场举办的黑板报比赛，正赶上章元正生病休息。厂里只好叫我去。这可是我重新再显身手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精心策划板面，认真筛选内容。经过三天的努力，一块设计新颖、内容鲜活的黑板报做出来了。并在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比赛中获得并列第一名。

自此之后，我被“官复原职”，并被厂里送出参加黑板报、新闻报道等学习班。参加各种类学习班，不但增长了知识、还能开阔了眼界，结交各界朋友，也为我今后的成长之路奠定根基。

什么时候都不能也不会忘记为我成长之路铺下基石我的潘哥，还有我的老书记李维福。是他们，力排众议，树我为人;是他们，顶住压力，扶我上马;是他们，谆谆教诲，给我力量;是他们，鞭策鼓励使我成长。

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多么想再听到潘哥那些掏心窝子的话，我多么想再听到李维福老书记的那句：群言，该出板报了——

十、苦中有乐

二十几年前，农场种地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也算是可以了，尤其是农村根本没法和咱比。可与农场现在的现代化大马力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差距那是相当的大。

到了麦收和秋收季节，或因天气连阴机车下不去地，或因机械力量不足收不过来,场里都有要组织场部地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拿起镰刀坐着敞蓬“老解放”奔赴农业生产队支农，由农场统一调配的十几辆汽车插着红旗一字排开，行驶在公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看到路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车上的每个人的心里的感觉甭说了---美滋滋的。

可真的到了地里，割麦分上片，割豆分上垄，抡起镰刀干起活来，那种脸朝黑土背朝天，腰酸背痛屁股疼的感觉真是不干不知道，干起来累得是真要命。即使是这样，我们每年都祈盼这个季节的到来。有人会说了，你们这不是贱骨头吗，没累自找吗?

你哪里知道，这里头可是累中有乐，苦中有甜呀。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远离震耳欲聋的车间轰鸣声，体会大地的恬静，呼吸自然洁净空气，放飞愉悦心情的最好时机。

那个时候，思想工作多半是以开会的形式解决，什么大会、小会、长会、短会，当然这个支农的非常时刻也少不了动员会，内容无外乎注意安全、保证质量、加快速度、注意协同云云。老僧常谈，听得耳朵都出老茧了,工友只等大会结束后,好赶快召集我们民间的小会。

大会开完了，一些脾气相投的工友们就会仨一群俩一伙地开上小会了。“会议”的中心内容主要是谁先干到头(干完)谁应当接谁，谁和谁一伙敲“三仙儿”(扑克的一种玩法)，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中的午餐谁带什么好吃的。

那时虽然已是改革开放年代，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可鸡鱼肉蛋、生猛海鲜还不是咱老百姓饭桌上的常见的菜肴。

工友们就会利用下连支农这样的时机，自发地按照个人的能力，家庭的状况，自然合理地分配谁应当带什么菜，谁应当带什么酒，谁应带什么饭，分工相当的明确，落实也相当的到位。

临近十点多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头儿一声长长的“休息了”的喊声还没落音，七、八个工友立马凑到一起，把各自所带的饭菜往出一拿，好家伙，黄澄澄的木须木耳、油汪汪的油闷豆角、辛椒椒的尖椒炒肉、绿缨缨的沾酱小菜等等等等，七八个品种不一样的菜往一起一凑，一桌用五花八门家什盛着的大餐就摆在了由大地制做的天然餐桌上。

脾气对撇子工友们围坐在一圈刚开始你谦我让一个传一个，口对瓶地分别品味着纯粮小烧，后来就行着令猜着拳,伴着浓浓的百草清香，徐徐的旷野清风，那气氛比谁家娶媳妇聘姑娘还热闹，那种强体力劳动所带来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疲劳早已被这种气氛抛到九霄云外了。

酒足饭饱之后,还要借着酒劲儿组成一伙连喊带叫、互不相让地敲上一阵“三仙儿”。

随着一声“干活了——”工友们收拾好“杯盘狼藉”的“饭桌”，哈着腰弯着背，飞快地耍着小镰刀，借着小烧的冲劲，不知疲倦地

向着目的的——地头“奔”去……

十一、拼命三兄弟

几十年前，每当人们提起“拼命三兄弟”在当地可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刚从农村老家来到农场那阵,“拼命三兄弟”过得可以说是衣不保暧、食不裹腹、家徒四壁、鸟不栖息的窘迫生活。

三十好几了，“拼命三兄弟”仍是光棍三条的“王老五”。可在“拼命三兄弟”身上有一股吃苦耐劳、绝地求生的劲头,“拼命三兄弟”能吃苦在我们那里是出了名的。

冬伐开始，从山里往厂里运原木，冬天卸拉运原木的汽车又冷、又累、靠时间，而且十分危险，没人愿意去干。“拼命三兄弟”把它揽了下来，怀里揣着凉馒头顶风冒雪，早起五更，晚爬半夜地卸车。“拼命三兄弟”包下几个人才能干的活。

这还不说，“拼命三兄弟”白天仍和其他工友一样抬肩归楞。一个冬天下来，“拼命三兄弟”个个瘦了一大圈。冬伐结束发“票子”(钱)的时候，“拼命三兄弟”卸车、抬肩、归楞一下赚了上千元，在所有工友中，顶属“拼命三兄弟”挣的钱最多。

要知道，那时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只不过是四五十元，再说那时的钱也“硬绑”，这上千元那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没出两年，“拼命三兄弟”该娶媳妇的娶了媳妇，该盖房子的盖了房子，什么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四大件”和立柜、写字台、高低柜等家具都置办得差不多了。

由于当时农业的种管收的机械化程度不像现在那么高，每到麦收和秋收季节，特别是到了雨季赶上连阴天，收割机械因自然条件所限下不了地，农场都会组织场部地区工副业单位的工人到连队去人工割麦割豆。

由此，这也就给“拼命三兄弟”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天地。“拼命三兄弟”是从农村过来的，割麦子、割豆子的这些农活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

割麦子每人分一片干记件，“拼命三兄弟”总是干得比别人质量好、速度快，别人早上六七点钟拎着镰刀来到地里的时候，“拼命三兄弟”已经在地里奋战了两个多小时，干了一大片了。

“拼命三兄弟”每天起早贪晚、披星戴月割的比别人多得多，质量比别人的好。别人一天割上个三两分地就了不得了，而“拼命三兄弟”每人每天最少也都能干上一两亩地。

割豆子更是如鱼得水，老大拿趟子，老二、老三扶趟子，分完垄一开镰腰一哈，不出一贷烟的功夫，哥仨已经“蹿”出几十米开外，一千多米的垄长，“拼命三兄弟”一上午干一个来回还带拐弯的。

每到这个季节，“拼命三兄弟”的收割成绩成了场里广播站播出的热点，“拼命三兄弟”的事儿也成为场部地区家家户户唠扯家常的中心话题。“拼命三兄弟”已成为全场远近闻名的收割标杆了。

在我们眼里, “拼命三兄弟”的拼命精神、吃苦精神让我们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拼命三兄弟”靠血汗挣的钱也最多，“拼命三兄弟”的能干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当然，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也是常人所不能比及的。

十二、老弟鼾声

十几年前，我和我老弟经常到外地出差，说是老弟，实际是我的同事，只不过比我小几岁，所以称其为老弟。我的那位老弟工作认真、为人正直、生活朴实反正什么做得都挺好，就连打鼾的水平在我们中间都是一流的，借用“黑土”和“白云”的“名言”那鼾声打得是“相当有水平”。

出差本人初次和老弟住在一个房间，到了晚上他都主动让我早点睡,我不知原由谦虚地让来让去,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