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生涯

2010-03-11 08:14 作者：王世绥阅读量：3400 推荐7次 | 我要投稿

文 / 王世绥

教书生涯

1.实现了儿时的理想

1972年3月7日，我来到西双版纳军垦农场将近10个月。这天傍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张汝贵连长径直来到我的宿舍，微笑着说：“小王，营部决定调你去学校当老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营部找李副教导员报到。”

这太突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一名老师，这是我儿时就有的理想。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

1953年，我满六周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并没有送我到就在我家旁边的小学，而是自己买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和几本簿子，由他自己教我认字学数。因为他要下田干活，只能抽空教我：闲时多教，忙时少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每逢期末，父亲到小学校要来考试卷让我做，我都能轻松通过。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三年级初，也许父亲感到老这样对我成长不利，也许自己精力不够，这才把我送到学校。

我的初小老师名叫钱明强，是个四十上下的老先生。他一个人要教一到四年级的四五十名学生——全部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他先安排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做作业、默生字或背书，然后给一个年级上新课，过了一会，再换一个年级教……，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后来我知道，这叫复式班，解放初，缺乏教师的乡村小学多采取这种教学方式。

钱老师不但要教我们语文算术，还要上图画、音乐课。至于体育课，就任由我们疯玩了。逢到雨雪天气，外面不能玩，钱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那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即使是最顽皮的学生也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听讲。

那个时候，我心目中最钦佩的人就是钱老师，并且萌生了长大以后当老师的愿望。

大概1960年春夏时节，我们生产队里来了一男一女两名华东师大的学生，据说男的是“右派分子”，而女的则是来监督“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那时我才十多岁，但我看到的是，那个“右派分子”干活非常卖力，而且待人很和气。可是那个女的却从来不干活，而且盛气凌人，经常指责男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令我感到十分纳闷。有一天，看到只有“右派分子”一个人在干活，旁边没有人，我大着胆子问他：“你是不是坏人呀？”他微笑着反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坏人呀？”

“我看不像，但是大人都说你是坏人！”我说。

“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脱下草帽，用力扇了几下。“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是国家养育了他，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他都是免费生。他也很争气，学习用功，成绩总是全班数一数二。他当初报考师范大学，就是想将来当一名教师，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可是，临近毕业时，他因为看不惯一些不好的现象，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你说，这个人算不算坏人啊？”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自己”，我说，“我想长大以后也当老师。”

“好！有志者事竟成”，“右派分子”鼓励我。

在后来的小学、中学时代，林祖荣、蔡瑞根、金祥炎等老师都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当老师的愿望。

但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像我这样出身的知识青年，这个志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农村中、小学校教师青黄不接，我好多初中毕业的同学被吸收到教师队伍中。当时方泰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殷炳文老师提议让我去教书，但是被有关领导批评为“阶级观念糊涂”。我知道此事以后，十分感激殷老师的关爱，同时又为自己的出身而苦恼。不久，“文革”开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基本停课，我当教师的愿望更加遥不可及。

在那个年代，文化知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在生产队劳动6年，队里用得上文化的事，一概都轮不到我，宁可用识字不多的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些我倒不怎么在意，因为我当老师的志向始终没有变。

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即将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不禁使我浮想联翩，激动万分。

第二天下午，我告别了四连的老乡、战友，带上简单的行李，只身奔赴十几里外地处山沟谷地的营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2.山包上的学校

十一营副教导员李家耀1959年从湖南农村支边来到边疆，是西双版纳军垦农场开天辟地的元老。他一生光明磊落，公正无私，为祖国的橡胶事业鞠躬尽瘁。同时，他对于我有知遇之恩。我后来才知道，我当初能够上调当教师，完全是他力排众议的结果。令人惋惜的是，1978年，年仅43岁的他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留下父母双亲、妻子和两子四女，除长女刚刚工作，其余兄妹五个均未成年。我先后教过他的长女李冬春、次女李又春和长子李连春，几个孩子都很要强，表现良好，学习优秀。又春和连春后来分别担任勐捧农场五分场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农场中学的校长，我曾经在这两所学校里教过书，所以感到特别欣慰。

1972年3月8日傍晚，我来到李副教导员家时，他刚从山里劳动回来。此前，他来四连处理一桩打架事件时，曾经找我谈过话，所以彼此并不陌生。

虽然已经在云南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李副教导员仍然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话。还不到四十岁的他显得很清瘦。他告诉我，学校开学已经一个星期，但是负责人肖洛回上海探亲还没有回来，而且据说再也不回来了。暂时负责的袁邦国老师也即将回上海探亲。李教导员的意思，不光要我担任初中年级的课，还要我当学校的负责人。

一听还要叫我当负责人，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连忙推辞：“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有教过书，更没有当过领导。教书先试着干，负责人您还是考虑别人吧。”

李副教导员不急不慢地做我的工作：“我看你还是可以的。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了解过你的家庭出身和现实表现，特别是来到兵团以后的表现；看见过你在4连出的墙报，很不错的。我们感到可以让你来挑这副担子。以后，你在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可以直接来找我！”

领导既然这样信任，我再推三托四就不对了，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吧。

当晚，李副教导员召集全体教师开了一个短会，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同时帮我初步了解学校的情况。

建设兵团以营为单位，设立学校，专门招收职工子女，农场周遍村寨的学龄儿童大多没有学校可上。建设兵团的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学校所需经费、校舍、师资、设备等等，一概由农场自行筹措解决。

十一营学校总共有七个班级，五十多名学生，平均每个班级只有七八个学生，但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初中一、二年级都有，那时实行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所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此外，由于四连离营部比较远，故另外设一个办学点。这我知道，我在四连时，时常看到胡文娟老师带着六、七个孩子在一间茅草屋里咿咿唔唔读书。胡老师是第一批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籍知青，她自愿来到边疆，克服困难，带教学生的事迹还被新华社记者报道，登上当年的《人民日报》哩！

包括办学点在内，总共10名教师——小学每人管一个班级，初中2人包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全部课程。有一名音乐老师，没有体育、美术教师。

教师来自五湖四海：郑英碧，四川籍，教导员王念明的爱人；黎瑞珠，广东籍，生产参谋黄宝万的爱人，两人都是年轻妈妈。音乐老师张崇玉是北京知青。唐发玲老师来自重庆。另外6人胡文娟、陈伟、王肇媛、张中莉、袁邦国和我都是上海知青。

第二天一早，我见识了学校的容貌。

学校建在营部旁边的一个小山包上。从东面山脚下沿土路往上爬一二十米就到顶。上面是一片开阔地，有二三亩见方。空地边缘的西、南方向各建有一排十分简陋的竹笆房，这就是学校的教室。至于办公室、宿舍、食堂等等，一概没有——教师们吃、住在营部，在各自宿舍里备课、批作业；学生们也都不住校。我逐间走过，望进去，里面的课桌凳，高高低低、参参差差，都是用竹子作材料拼搭起来的，桌凳的腿半截固定埋在土里，不能移动。

离上课还有不少时间，学生们都陆陆续续到校了。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光着脚，衣着十分破旧。开始还认为这些孩子不讲卫生，不懂礼仪。后来才醒悟，这实属无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有的学生已经长成大姑娘、小伙子，正是最爱打扮的豆蔻年华。可是，这些学生都是农场老职工子弟，那时国家尚未推行计划生育，老职工生三四个孩子很普遍，还要赡养老人。靠夫妇俩五十多元工资，生活难免拮据。好得西双版纳气候终年比较炎热，衣着方面的开支可以节省不少。

3.第一堂课

台下锣鼓阵阵响起，我这个蹩脚“演员”不得不粉墨登场了。

我当教师后上的第一堂课，是初二年级语文，课文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a href="http://www.nipei.com/"></a><a href="http://www.nipei.com/">文章</a></a /></a />我上学时也曾经读过。“文革”初期，《为人民服务》与《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并称为“老三篇”，凡是识字的人，几乎人人知晓，这是毛泽东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但是，作为语文阅读课文，时过境迁，当初老师是怎样教的，我已毫无印象；如今应该从何入手教学，我胸中无数。而我手头，除了一本教材，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我携带了硕果仅存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墨绿色漆布面的《四角号码新词典》，那是我上六年级时父亲给我买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也是那时他教会我的。我一直非常珍爱，经常放在手头，随时取用。可惜带到云南不久，有一次不小心，被打翻的茶杯泼到一点水，我把它放晾晒在宿舍门口，然后有事稍微离开了一下。等我回来，却再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在茅坑里头陆续发现了它的踪迹——不道德的人竟把它拿去当手纸用了！这令我心疼至极，当时是有钱也无处买啊！

开弓没有回头箭，找不到参考资料也得上了。而且给我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天！

我极力揣摩、回忆我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们是如何叫我们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语文老师是我上高二时的金祥炎老师。金老师是武汉人，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高高的身躯，看上去很是精干。要说年龄，我跟他当年教我时差不多，也才二十几岁。但金老师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我清楚记得，他上课的时候，基本不看教案。但是从头至尾，都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的板书特别优美，我们都试着模仿却总也学不像。他不光课上得好，体育运动也是一把手。篮球、乒乓球都打得极好，尤其是排球，还是二级运动员！我们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金老师的耳朵有点背，据说是打球时不幸被击坏了耳膜。所以，上课提问时，他往往都要走到被问的学生身边，还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楚。

老师的本领，我那怕学到十分之一，也足以应付矣。可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学得到的！

印象中，语文阅读教学大概分为这样一些步骤：学生字、新词，划分层次、归纳段落大意，分析<a href="http://www.nipei.com/"></a><a href="http://www.nipei.com/">写作</a></a /></a />特点、语法修辞，归纳中心思想，做练习题……。

为了这第一堂课，我足足准备了一整天加半个晚上，教案写了改，改了写，弄了好几页，似乎面面俱到，无论巨细兼备，甚至把预备在课堂上说的话都一一写上。

初二年级总共只有6名学生，尤其称为一个班，倒不如说是一个组。事先，我显然估计不到他们的水平：一些我认为不是生字的字他们读不出来；一些十分浅显的词语他们也不能理解。事先准备的教案基本无用。更加糟糕的是，课上到一半光景，突然有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们听不懂！”

“喔？”我大吃一惊。迟疑片刻，问这名学生：“是听不懂我的话，还是听不懂我讲的内容？”

“主要是你讲的话”，学生说。

这令我十分沮丧。的确，我讲的是“洋泾浜”普通话：上世纪50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国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讲话、念书都是用方言。最初，读音是用注音符号标注。上初中以后，开始推行汉语拼音。但无论注音符号还是汉语拼音，我都没有系统地学过，所以读音不准成了我的“硬伤”。另一方面，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也不怎么样，他们都夹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这样，我们彼此听不明白的情况就在所难免。更为糟糕的是，课上到半小时模样，我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此时离下课还有十几分钟，怎么办？总不能提前下课啊！情急之下，我只能让他们集体朗读。结结巴巴读了一遍，看看还有时间，再让他们一个一个轮流读，总算熬到下课。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我只能从最基本的汉语拼音补起，向陈伟、王肇媛等普通话基础比较好的老师请教，留心他们的读音。但是，人到一定年龄，舌头硬了，学语言远不如小孩来得容易。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稍稍有了一点进步，但终究没有过关。直至如今，我还总搞不清前鼻韵母与后鼻韵母、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区别。

俗话说，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参考资料总不是长久之计。老家本来倒是有不少书，可惜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村里“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们抄去糟蹋了。思来想去，想到了在福州工作的大姐。我大姐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原定分配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但她申请随我姐夫服役的部队去了福州。她平素酷爱读书、藏书，应该找得到我需要的书籍。果真，我的求援信寄去不久，收到大姐寄来的一包印刷品。记得里面有一本《学生小词典》，一本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一本《毛主席诗词讲解》，还有数册《中华活页文选》……，我如获至宝。这些书在后来确实大派用场。以至于我1979年返乡时，不得不丢弃了不少东西，包括书籍。但这几本书我终究舍不得丢掉，被我带回了老家。

4.校舍倒塌了

4月份，是西双版纳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日子。此时，旱季即将结束，雨季就要来到，偶尔会有阵雨降临。1972年4月2日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勐捧周边的农场和寨子。著名作家艾芜在他的小说《南行记》中描写云南西部的特有景象，很是传神：“……外面刮着很大的山风，板壁和门一阵阵地碰得发响。四山里，远远近近都在起着松涛的咆哮。……布满森林的高山，把头深入雾里面。雨哗啦啦地下着，兼有雷电助威，好像房屋都要一下子倒塌似的……”

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我们几个教师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刚爬到坡顶，顿时呆掉了。眼前的场面，仿佛是电影里遭到轰炸的景象，校舍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尽管我预感建在山包上的学校可能遭灾，可没想到会惨到这副模样。

那两排破房子，平时看来总觉得寒碜。可真的没有了，学校也就上不成课：西双版纳的天气，要么大晴天，太阳火辣辣地，刺得人的眼睛也几乎冒火；要么下雨，有时一整天下个不停。这样的天气，在外面上课肯定不行。借个地方吧，哪来能容纳这么多学生的场所？

我慌忙返回营部，欲向李副教导员汇报情况。李副教导员正在跟几个参谋研究如何救灾，学校的情况他们已经知道。昨晚的风雨连带冰雹，造成11营基建连、一连等好几个单位受灾，几十间房屋倒塌。当务之急是先把住房搭建起来。另一方面，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橡胶苗移栽到梯田里。同时还要抢播一些玉米、花生之类的农作物。所以，修复校舍的事，只能缓一缓。李副教导员当即决定，学校暂时停课，教师参加支援连队救灾。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学校的事情。

大概过了三五天。这天傍晚，我刚从一连劳动回到住处，听见有人在外面叫：“王老师，王老师”。我出门一看，原来是三个学生娃。我认得，他们都是五连的，李昌生和何开国分别上初一、初二，最小的谢建云才上五年级。只见他们手里都拿着砍刀，何开国——就是我上第一堂课时向我“发难”的高个子男生——还扛着一大捆近2米长、手指粗的竹棍。

“啊，你们都在干什么？”我大惑不解。

“我们上山砍了几根毛竹，削成这些竹条条，可以打草排”，何开国总是快人快语。

“哎呀，你们是想帮学校盖房子？”我赶紧把竹棍从何开国肩上卸下来。

“学校不上课，我们都着急”，李昌生说。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是读书认真、刻苦，而且爱寻根究底。

“我们说好明天还要去割茅草哩”，谢建云人小干劲不小。

听他们这么说，我真被这几个可爱的孩子感动了。在城市里，像他们这般年龄的孩子，可能事事还要大人们操心呢，更不要说光着脚翻山越岭去做那么累的活了。自从来到学校，我就发现，这些老工人的孩子们都很勤快、淳朴，几乎没有一个是娇生惯养的。

我表扬了他们的举动，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再也不要上山啦。学校组织劳动的话，会通知你们的。有时间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复习复习，不要把功课拉下，好不好？”

不过，学生的举动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不能干等外援。栽橡胶苗、播玉米花生固然重要，可孩子们读书也耽误不起呀！几天来，支援一连的任务已完成得差不多，接下去，应该请求领导考虑重建学校的事。几个老师加上大一点的学生，砍大梁等重活不行，但是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比方清理倒塌的房屋，检出还可以派上用场的材料，还可以编织草排、劈竹笆、划篾丝等等。

其实，李副教导员也一直为学校的事在焦急。他听了我们的想法以后很高兴，连夜与基建连的杨继忠指导员、黄启能连长商量，决定第二天开始，紧急抽调6名壮劳动力，帮助重建学校。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两排崭新的篾笆房终于在原址上建成。除了教室，还分隔了一间办公室，这样，教师们总算有了一个集中办公和开会学习的场所。小山包上比较招风，为了防止再次被大风刮倒，房屋专门进行了加固处理：柱子选用特别坚硬、粗大的麻栗木，柱子之间还加上斜撑。

大自然的作孽使得学校停课近二十天。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这一学期放假推迟了两个星期。全体师生在学校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努力恢复重建，坚持完成教学计划的行动，受到营、团领导的表扬。承蒙领导和老师们抬举，是年末我被评为6团先进工作者。

后来，营领导派基建连为学校建造了一排土墙房，就是北方人称为“干打垒”的那种，挺牢固的。可惜由于窗子太小、太少，光线太差，不能用作教室。

再后来，终于建了一排像模像样的砖瓦房，虽然墙壁是用土坯垒的，内外仅仅粉刷了一层泥灰，透光性还是不够好。但这毕竟是全营第一幢砖瓦房，再配上整齐划一的课桌凳，学校面貌就此焕然一新。

5.调来一名教导主任

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政治处先后下发两个关于教育方面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云南省科教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我省中小学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当前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后一个文件特别对教师提出了6条具体要求，其中一条是“当好先生，先要当好学生，不懂不要装懂，要不耻下问，虚心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向自己教学的对象学习”。

那段时间，我内心的压力非常大。我深知，当一名合格的教师尚且不易，更不要说是当学校的领导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肯定不是当领导的料。为此，多次向李副教导员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求不担任学校负责人一职，并且鼓动全体教师联名给营领导写信，要求给学校配备一名专职干部。

也许营领导看到我们言辞恳切，也许看出我确实是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开学之后，果真调来一名教导主任，主持学校行政事务。这位主任名叫何光菊，原来职务是一连二排排长。他是1959年跟随父母从湖南来到云南的老职工子女，巧的是他和我同年龄，这一年都是25岁。若论文化水平，他其实初中也没有毕业。但是他十分好学，和李新华、修晓林等知青关系密切，劳动之余，经常在一起学习、切磋。李新华后来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云南天然气化工公司任职。2003年升任云南省副省长，2007年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修晓林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并先后加入上海市作协、中国作协。与这样奋发有为的青年时常接触，耳濡目染，何光菊的进步可想而知。对于何光菊的到任，我们是真切的欢迎并寄以厚望。希望他能给学校带来巨大变化。何主任也是满怀信心，他十分虚心，非常尊重大家。他曾与我长谈，希望我对他的工作予以支持，我则表示一定全力配合他。

也许是应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老话。何主任来了以后，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更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自己也在逐步丧失信心，到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家还在一连），教师们对他从满怀希望到渐有微词，最后发展到彻底失望的地步。

老何在学校里任职总共不到半年时间。后来，他自动申请仍旧调回一连。

平心而论，老何是个好人，但也是个凡人。有些事情并不是凭他个人能力和权限所能解决的，本事再大的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使学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我（相信全体教师也一样）没有在老何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但对于他来而复去，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新学期开始，原先初中的两个班级的学生转学去了老营（一营）学校，我开始接手五年级的语文、算术兼班主任。

开学不久，班里几个学生不知为什么事情闹起了矛盾，彼此分成两派，大家不理不睬。我想这样子多别扭！刚好那一阵音乐老师张崇玉回北京探亲未归，暂时不上音乐课。上班会课时，我说，今天我来教大家唱一个老歌——《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学的，很好听。其实，此前我从来没有教过唱歌，当时既没有歌谱，也没有乐器伴奏，就凭自己的记忆，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我唱一句，让大家跟一句。好在歌不长，曲调也比较简单，教唱过几遍，大家就学会了。

然后，我问学生，“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你们唱这个歌吗？”孩子们都蛮机灵，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为了团结”。“那我们大家要不要团结啊？”“要！”“那就让我们互相握握手，好吗？”“好！”我留意到，那几个相互怄气的学生也握了手，立即带头鼓起了掌。

我有一个习惯动作，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看到边角卷起来的作业本，总是忍不住要把它们一一抚平，虽然下次交上来时可能又卷起来了。我跟学生们说，衣服穿得旧点、差点不要紧，但要尽量干净一点；课本和作业本也像衣服，要尽量保持整洁，从小要养成爱整洁的习惯。

班里有几个学生，下课的时候，喜欢坐到课桌上，还把脚搁到凳子上。我告诉他们，这样很不雅观，坐也要讲究个坐相。一开始他们不以为然，说了几次以后，看我来到教室里，他们马上笑着从桌子上溜下来。

有人认为，老师只要上好课就行了，鸡毛蒜皮的事大可不必管。我想，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学生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还是有必要的。记得初中时教我数学的蔡瑞根老师，他教书严格认真是出了名的；在教育学生方面，同样不讲情面。冬天里有的学生戴了帽子，开始上课起立时，戴帽的学生如果不知道脱帽，蔡老师会不客气地提醒：“帽子！帽子！”。学生迟到，在得到老师允许后，进教室时必须向老师鞠一躬，要是忘了鞠躬，蔡老师会要学生退回去重来。当时，我们感到蔡老师似乎过于严厉。后来我醒悟，蔡老师其实并不是计较学生脱不脱帽、鞠不鞠躬，他是在教学生懂得一点起码的礼仪。《三字经》里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实在是至理名言。

6.蓝校长

何光菊调回一连以后，十一营学校又开始“群龙无首”。过了一段时间，营里调二连指导员蓝运禄来担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同时还调来一名叫凌升玉的司务长。看来营里对学校一下子高度重视起来。不过，上面对学校领导一职的任用始终比较慎重，从肖洛、袁邦国和我先后担任负责人，何光菊被任命为教导主任，蓝运禄任副校长，到修晓林、钱红石又先后担任教导主任，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十一营学校校长一职始终虚位以待。

大家都习惯称蓝运禄为蓝校长。蓝校长亦是1959年到边疆的湖南籍老职工，小学文化，时已年近不惑。营领导安排他到学校任职，大概多半是出于改善教师生活的考虑。当时，教师宿舍已经从营部搬到学校所在的小山包上，但是打饭、灌开水仍得到山下的营部食堂，特别不方便。逢到刮风下雨天气，更是遭罪。蓝校长一家五口和凌司务长来了以后，就顺理成章单独办起一个小食堂，由蓝校长的妻子担任炊事员，凌司务长兼带种菜。

前面说过，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包上，所以用水很不方便。从我们住所往下走一二百米的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旱季时，潺潺流水清澈见底；但一到雨季，特别下过大雨以后，溪水暴涨，水流变得浑浊不堪，难以洗濯饮用。

学校对面一座山的山腰间有一股清泉常年淙淙流淌，它的水平高度与我们学校伙房差不多。但是中间隔着一条山沟，直线距离大约三四十米。如果能把这股泉水引过来，那就不愁雨季用不到清水了。

蓝校长下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办成。当地少数民族用打通竹节的毛竹引水的方法我们都见过。但是他们一般引的距离不太远，地形也不复杂。想用土方法跨越沟壑，从半山腰接管引水，这个工程是没有先例的。按蓝校长的设想，首先要在两山腰之间架起一根钢丝，然后把打通节的竹子接起来挂到钢丝上。想法很简单可行，可是实际做起来困难不少，首先是怎样拉紧钢丝。要是钢丝拉得不紧，由于引水管是开放的，中间往下垂了的话，水就流不过来。当时没有机械紧线工具，只能靠人力拉紧。我们先把钢丝一头固定在对面一棵大树根部，然后大家齐心发力拉紧，把钢丝这头紧紧绑在这边一棵大树下部。然后是悬挂竹管子，怎样把它们挂到钢丝上？大家想了个办法，就是这边将扎好铁丝环钮的竹管子一点一点挂到钢丝上，那边用绳子一点一点拉过去。最后，接通水源。在蓝校长带领下，教师们连续好些天，利用业余时间，终于把水接通。看到清澈的泉水汩汩地流入预先砌好的蓄水池里，大家心里美滋滋的。全校师生终于用上了名副其实的“自来水”。

然而好景不长，“自来水”三天两头出毛病。先是接水处遇到刮风下雨或者被走兽碰撞，就会移位。这倒还好办，只要稍微整修一下，就可继续通水。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悬挂水管的钢丝逐渐垂得越来越厉害，管道里的水到了中间便全流淌到外面去了，“自来水”再也不来了。

1974年9月新学年开始，升上初二的班级将要开设化学课。上化学课少不了做实验，可是学校里实验器材一无所有。暑假里，我和女友同时被批准回家乡探亲结婚。我自告奋勇跟蓝校长说，可以帮学校捎带一套化学实验器材。蓝校长自然极其赞成。到家后，我特地从嘉定乡下去到位于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上海玻璃仪器商店和上海文教用品商店求购，两个商店的营业员都要我出具单位介绍信，可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打介绍信啊！而且他们告诉我，即使有介绍信，他们的商品都是批量供应的，不可能拆零供应。我想，这下糟了，牛皮已经吹出去，如果空着手回去，怎么交代？

山穷水尽之际，我忽然想起四连战友郭农曾经跟我说过，他哥哥在徐汇中学当化学教师。他家地址我知道。隔了几天，我专程去他家。家里只有他妈妈在，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他妈妈非常爽快地答应我，一定让她大儿子设法帮我采购。过了几天，郭农的哥哥来信告诉我，已经为我办齐一套最基本的器材，可以完成初中化学教材上所有的演示实验。

返回云南的这天，我们提早来到火车站，然后让妻子留在火车站照看好行李，我到徐家汇郭农家去取实验器材。郭农的哥哥早已经帮我整理好，包括大小试管各数个、量杯、烧杯、烧瓶、玻璃管、酒精灯等玻璃器皿和各种化学药品、试剂等，全部妥帖地装在一个硬纸盒里。

这些玻璃器皿都很容易打碎。一路上坐火车、汽车，我和妻子都轮流把这盒东西像婴儿一样随身抱着，始终不敢稍有懈怠。起初，旁边的旅客看到我们这副谨小慎微的样子，还以为携带了什么贵重物品呢。当他们知道了其中底细和缘由，都十分感慨。可不是吗？地处边疆的学校，那时候什么都缺。稍后数学课学“对数”一章，需要讲解计算尺的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那时还没有计算器，现在这种计算工具已经淘汰），我是请中学的同学曹锦明在上海买了寄过来的。

经过整整9天时间，行程近4000公里，我俩终于把这盒宝贝完好无损地带到学校。

7.业务学习

军垦农场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城市知青，其中不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初中生，虽然他们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但他们普遍存在文化知识先天不足的缺陷。尤其是1969届的，说是初中，其实初中的课程几乎没有上过，充其量只有小学的底子。当上教师以后，他们深感不足，都想继续学习点知识。但当时学习的资料和机会实在太少太少。

我是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十一营学校教师里头，我的学历算是最高的。可是，说实话，由于离开学校已经整整6年，在农村里每天跟锄头、铁搭打交道，几乎不接触书本，原来学过的东西差不多全还给了老师。

当上教师以后，我只能现炒现卖，边学边教，重温旧知。这样倒也好，以前不懂或半懂不懂的知识，逼着你现在必须自己先弄懂，然后才能去教学生。

我从老家带出来几本书中间，有三本特别珍爱：一本是《李杜诗选》（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另一本是《趣味数学》（苏联柯尔詹姆斯基编著），是我上初中时买的课外书；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故事》（著名数学科普作家谈祥柏著），是读初中时我哥哥送给我的。这几本书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的“漏网之鱼”，我把它们当作精神食粮，时不时拿来翻阅，偶尔还给学生讲讲，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

同是上海知青的张中莉老师有一本《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这本书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收集了苏联诸多高等院校提供的数学高考试题，各种类型的题目出得非常奇特、灵活、有趣，我看了以后十分喜欢，一有机会就借来学习解答。后来张老师病退回上海，临走之前，把这本书赠给了我。

从1973年8月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内容包括哲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医药卫生、文学等。每出版一种，我们营都能分发到若干册。爱好学习的知青们趋之若鹜。学校离营部最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听到送来新书的消息，我们赶快去觅来。

这套书中，我对《代数》、《几何》这两册书情有独钟，因为我正为缺乏数学参考资料而发愁，这两本书正好可以派上用场，部分习题可以供学生练习、测验之用。所以，我对这两册书学得特别认真，每章每节逐行逐句都要弄懂，每道习题都要做一遍，习题附有答案，可以判别自己做得对与不对。有一次，我解答一道代数题，做出来的答案和书上不同，我反复演算了几次，总是做不对。这个疑问过了一段时间才解开。1976年暑假，上海华东师大的两名老师来到景洪，为西双版纳军垦农场职工子弟学校的数学教师进行短期培训，机会难得，我本该参加。可是当时我女儿还不到一周岁，靠我妻子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实在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我托去参加学习的张鋆申老师代我向老师请教。培训结束，张鋆申带回了上海老师的详细解答，我看过之后恍然大悟。未曾谋面的上海老师还带给我一册培训教材，非常适用。

1976年寒假期间，勐捧农场（原十九团）将全场近百名教师集中在六分场进行为时半个月的业务学习，这是农场有史以来的首次教师集中学习。此前，农场宣教科常少立科长召集我和农场中学的几名骨干教师研讨具体方案。大家认为，为了使学习有针对性，有必要先对教师进行一次摸底测试，看看大家的业务水平如何。于是，我们几个分成两组，分别拟定了语文、数学两门学科的测试卷，测试的范围、题目全部来自于小学教材。按理说，作为教师，应该不难完成。可是，测试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大部分老师完成得不够理想，得满分的一个也没有，而一门不及格或两门均不及格的倒有好几个。可想而知，我们教师的总体业务水平比较低，需要从基础上补习。

那次业务学习效果还是挺好的。老师们深知自身不足，都学得特别认真；再说虽然同在一个场担任教师，可由于相隔距离甚远，交通又闭塞，相互之间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能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临结束的一天，还举行了联欢活动。

那段时间，勐捧农场一分场（原十九团十一营）学校教师中间的学习氛围很好，大家都非常钻研业务。万籁俱寂的晚上，是最佳的学习时间，往往过了9点钟熄灯时间，老师们还要点起煤油灯，继续攻读，不到10点、11点是绝对不会睡觉的。修晓林、张鋆申、王肇媛等几个是最刻苦的，他们是1967-1969届的初中生，起点比我低，文化底子比较薄。可是他们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不消沉，不放弃，坚持补习。没有牛，狗拉犁。说来惭愧，我曾经还给他们辅导过数学哩，当时，教与学的双方都十分投入。后来，这几位同事都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打拼，各自均事业有成。“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这句格言，从他们身上再次得到印证。

8.家访

西双版纳与上海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旱季（相当于上海的仲秋至初春）早晨七点天还不大亮，傍晚七点天还没有全黑。从太阳落山到天黑这段时间挺长，感觉非常凉爽。人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就在户外三三两两聊着天。我们的家访，多数选在这个时段。十一营的一、二、三连和基建连都在营部周边，走过去要不了几分钟。到学生家里聊上一会儿，待到天黑营部发电房开始送电，就回来备课。如果要到四、五连家访，那就得趁休息天。特别是四连，离开营部最远，要走一二个小时，而且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时不时还有野兽出没，所以除非有急事，一般晚上单身不大敢出去。由于路途远，四、五连都设立分校，一至四年级的娃娃就近在分校读书，五年级及初中的学生就要到营部学校来上学，学校可以寄宿。

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打算到五连李玉兰家去访问，教导主任修晓林正好也要去五连办事，于是结伴同行。修老师原来是五连的排长，对这个连队情况一目了然。

李玉兰的爸爸妈妈都是湖南籍老职工，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哥哥李昌生我也教过他，是个肯吃苦、爱钻研的孩子，此时已经升入高中；大哥李新华去年刚被推荐到昆明上大学；姐姐李桂香是营卫生所医生，1975年我爱人生我女儿时难产，多亏李桂香医术高明，措施得当，母女俩最终转危为安。

李玉兰当时刚升初一，学习成绩属于中等偏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这名学生天资不错，有提高的潜力。我家访的意图是说服她家长让她住读，免去每天路上来回耽搁好多时间。那天修老师陪我去到她家里时，只有她妈妈在。我原本有点顾虑，因为学校食宿条件比较差，又是小女孩，我怕家长舍不得。不料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李妈妈一口赞成，说下星期开始就让玉兰住宿到学校，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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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其实分章好点！
2010-03-11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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