殒命

殒 命

王世绥/文

1.有家不归

1971年初冬。

昆明至东州的快车经过70多个小时的行驶，终于抵达东州站。

列车刚刚停稳，千余名旅客如开闸的洪水，“哗啦”一声，争先恐后挤出车厢，拥向站台。然后，步履匆匆地赶往出口处。

卫英提着一个小小的旅行包，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但是她并不急于出站。她来自西双版纳，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垦战士。还不到二十岁的她，正是青春焕发的年代。不过，由于历经一个多星期的长途跋涉，她的一身旧军装已经显得有点脏；姣好的面容掩饰不住疲惫的神态。看着众多旅客从她身边快步超前，卫英不禁茫然：自己该去何处？她又不禁想起此前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值星排长吹响了出工的哨声。想到又要上山砍坝，流大汗出苦力，卫英就感到浑身不舒服。怎么也得想个办法不出工！可是，不出工必须请假。请病假吧，没有卫生员的证明；请事假吧，想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请特假——兵团规定：育龄妇女例假期间，可以请“特假”两天。

卫英的请假条由排长转到张连长手中，连长眉头一皱，“你几天前刚请过特假，怎么今天又请特假？”“谁规定特假要隔多少时间？”卫英反问。

这下倒问住了连长。“反正我不批！”连长是个直性子。“不批也要休息！”卫英不甘示弱。“那就按旷工处理！”连长撂下一句就上山去了。

卫英留在宿舍，越想越不对劲。她很清楚，旷工的后果决不是单单扣钱。等待她的将是批评、检讨、处分……，因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旷工，连长早就放出口风，要把她当作反面典型处理。

不干了！回东州！卫英打定主意。

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其实，卫英的家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宝华路，步行也最多只要半个来小时。但是，她却不能回家。确切地说，它不敢回家。

她父亲是码头工人。十六岁的那年，老家遭灾荒，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跟随同乡从苏北乡下到东州来“学生意”——其实是来卖苦力。解放前，一年苦到头，累死累活，只能混个活命，还处处遭白眼。解放以后，一下子变成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手头有了积蓄并且结婚成家。他父亲从心底里感激毛主席、共产党。可是，有一点他不称心：他妻子连生了两个他称为“赔钱货”的女儿，更要命的是，生了卫英的妹妹以后，妻子就得了慢性病，再也不能生育。在卫英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家就是喝酒，喝醉了就骂人打人。她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年到头病病歪歪的，在家里没有一点地位。家庭，在卫英的记忆里，实在没有多少温暖的印象。

卫英是1969届初中生。他们这一届说是初中，其实比小学强不了多少：1966年升上初一以后，只正正经经地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下半年，“文革”开始，学校的正常秩序就被全部打乱了。这倒正合卫英的心意，她平日里最厌恶读书，因为学习成绩差，少不了经常受老师批评，也因此常常挨父亲的打骂。学校“停课闹革命”，卫英是工人阶级出身，名正言顺地成为学校里的第一批“红卫兵”。他们每天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写大字报、参加“批斗会”、抄家之类。后来，又开始天南海北地“大串联”。再后来，就无所事事，成天东游西荡，成了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卫英逐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坏习惯。她和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谈起了“朋友”，甚至偷尝了禁果。被她父亲知道以后，打得死去活来。正好学校开始毕业分配，他们这一届是“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卫英被父亲逼着和男同学分开，报名去了云南军垦农场。

当初，卫英也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到边疆，想洗心革面，做个好战士。可是，农场的艰苦、落后是她根本无法想象的。于是，她就再也提不起劲来，开始混一天算一天。

对于回东州后的打算，一路上，她曾经设想了好多个方案，但是，最终都一个个被她自己所否定。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对不会回到自己家里。她不可能骗过家人——到农场仅仅一年，还轮不到探亲。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回东州的原因，肯定会把她暴打一顿，然后，逼她离开东州，返回云南。

但是，不回家，何处可以安身呢？她不知道。

不知不觉，车上下来的旅客已经差不多走完，站台上变得空旷寂静起来。卫英也只好慢吞吞地走向出口处。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吃饭、洗澡还不难解决，卫英身边还有几斤全国粮票和几十元钱。但是，睡觉的问题很难解决，按照规定，借住旅馆、招待所必须凭单位介绍信。卫英此行既不是出差，又非探亲访友，没有介绍信。虽然离开兵团时搞到一张边境通行证，但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东州，就不能作为住宿的凭证。况且即使允许，她身上的几个钱也住不了几天。

正当卫英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广场上踟躇不前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2.山穷水尽

卫英循声望去，原来是一个叫季芬芬的女同学在叫她。这令卫英又惊又喜。从小学到初中，她俩是最要好的伙伴。说起来，卫英对季芬芬还有救命之恩呢：上初二那年秋天，她们学校组织学生到市郊“学农”劳动。一天早上，两人到河边洗衣服，季芬芬脚下一滑，掉到河浜里，差点淹死，幸亏被卫英拼死救起。毕业分配时，季芬芬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且父母之前支援“三线”建设，去了四川，作为全校唯一特例，她得以留在市区，被安排到一个百货商店当营业员。今天，轮到她休息，她到火车站来是想看看火车班次，准备过些日子请假去四川探望父母。鬼使神差，正好遇到卫英。季芬芬问起原由，卫英不想对女友隐瞒，何况她正想得到季芬芬的帮助，就把前因后果简略地告诉了季芬芬。得知卫英没有住处，季芬芬爽快地说：“我奶奶最近住到我叔叔家去了，我正好没有人作陪，你就在我那里先住一阵再说！”

就这样，卫英来到了季芬芬的住处。

可是，没过几天，卫英身边的一点钱和粮票就山穷水尽。季芬芬还在学徒期间，没多少收入，卫英不好意思向她开口。

日子还得过，每天要吃饭；天气渐渐冷起来了，还得添置几件冬衣，都需要用钱。怎么找钱？卫英本来就对贞操、名节这类事看得很开，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顾不得什么礼义廉耻了。季芬芬白天都在外面上班，利用这个时机，她有意识地到外面搭识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把他们带到季芬芬家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倒是立竿见影收到效果，手头很快就活络起来。

有一天，她正在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厮混，被有事回来的季芬芬撞了个正着。

当晚，季芬芬心平气和地与卫英做了一番交谈。“想不到你会做这种事情！”季芬芬恨恨地说。

“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可我实在没办法啊！”卫英幽幽地辩解。

“这样总不是长久之计，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有什么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有个想法，你愿意不愿意听听？”

“你讲吧，我现在是进退无路，只要有办法，我都愿意。”

“我在郊区乡下有一个表哥叫周留根，他父母都已过世。表哥相貌、脾气、身体都蛮好，就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已经二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成家。如果你愿意，我就把你介绍给他，这样，你好坏有了一个归宿。你看好不好？”

“好吧。”

第二天，季芬芬正好轮休，一早带着卫英乘车，几经辗转，临近中午，才来到乡下表哥家。正好表哥收工回家。

周留根家在村子东头，独门独户的两间茅草屋。

表哥身体壮实，一看就是个老实、能干的农村小伙子。房子虽然破旧，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里里外外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他很快做好饭，炒了几个鸡蛋和两样蔬菜，招待两个不速之客。季芬芬趁便把来意告诉了周留根，并且将卫英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周留根十分高兴：自己是个无爹无娘的乡下人，以前人家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都嫌他穷没有成功。今天突然飞来一个俊俏的城里姑娘肯给他做妻子，这样的好事做梦也想不到，周留根岂有不同意之理！他喜形于色，并向表妹保证会好好对待卫英。

既然卫英已经有了着落，季芬芬下午就辞别表哥和卫英，回市区了。

卫英在乡下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再也待不下去了。周留根对她确实是没说的，把她当做宝贝一样，什么事都不要她做。他盘算着，过几天把喂了好几个月的一头壮猪卖了，然后带她到城里，替她买几件衣服，还要添置一两件家具；等生产队里年终分配以后，就把婚事简简单单办一办。可是，卫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周留根是个壮劳动力，眼下又没什么负担，却因为农村里收入有限，加上父母生前看病住院，花去不少钱，家里不但没有积蓄，反而背了不少债务。卫英来了，他心有余力不足，只能粗茶淡饭对付。光这个卫英还勉强可以忍受。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寂寞。农村里一天到晚就是干活，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到晚上，全村一片漆黑，死气沉沉。而周留根又是一个不善言谈，不会讨好人的老实头，两个人在一起，三棍打不出一个闷屁。好像只知道吃饭干活，全无一点情趣。想想要和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过日子，卫英实在一百个不愿意。

在乡下勉强度过一星期，卫英推说要回去办点事情，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周留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可怜的周留根这段时间里失魂落魄，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日夜盼望卫英归来。

卫英离开乡下以后去了哪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熟人再看见过她。

3.菜田惊魂

东州市地处东海海滨，一条流入东海的东莲港把东州市分隔成东西两部分。

1972年元旦节。上午，北方一股冷空气来临，朔风凛冽，气温遽降。东州东郊霞石县春光公社石亭大队一小队的社员正在突击采收卷心菜，准备调运到市区菜场供应居民。

突然，两个女社员发现菜地里有一个捆扎得端端正正的油纸包。是谁遗落在这里的？里面包着什么东西？两人怀着好奇心把油纸包一层层打开。这一看不要紧，两人顿时吓得大叫：“妈呀！”——油纸里面竟然包着一个人头，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头颅！

队长还算镇静，吩咐大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动，保持现场。自己赶紧到大队汇报。大队干部不敢怠慢，经过层层上报，惊动了市里。“文革”开始，东州市和全国各地一样，政法机关一度被“造反派”“砸烂”，后来由地方部队介入，建立公检法军管会，工作秩序渐趋正常。市里当即指派治保组两名公安员和一名法医，火速赶到现场。

县和公社的公安员已经先到一步，封锁现场并且进行了初步勘查。

市公检法公安员踏勘现场以后，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同时估计这附近很可能还有死者其余部位的尸块。可是找遍整片菜地及周边田地、沟渠，除了先前发现的一个油纸包之外，竟然一无所获。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菜田旁边一个不算太大的池塘。他们吩咐队长立即调来几台水泵，以最快的速度把池塘里的水抽干。

池塘抽干以后，队长派几个胆大心细的小伙子，冒着寒冷下去寻找。不一会儿，果然有人从紧挨菜地的塘边淤泥里抠出几个沾满泥浆的油纸包。递上来打开，里面分别包着躯干、四肢。经过比对，确定与先前发现的头颅是同一人。市公安员当即把所有尸块运回作进一步详细检验。

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成立专案小组，由治保组一名副组长担任组长，配备精干人员，限期破案。

专案组工作的第一步，必须确定死者身份。

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专案小组获得以下一些线索：

1、死者（暂无名）：女性，身高1.65米，年龄18-20岁，有性行为史，无生育史。

2、死者外表：发型新颖、肤色白皙、有短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特征，但明显不同于市郊农村同龄人。牙齿龋蚀、磨损较重，系生前过度食用甜品及硬物，且无良好生活习惯所致。判断其为城镇人口，但生前境遇、教养不良。

3、死因：他杀，死者颈前部呈现淤血痕，判断为生前被他人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4、案情判断：杀人抛尸。杀人、肢解及抛尸时间应在案发前2-3天。案发地即抛尸现场不是罪犯作案的第一现场。

5、罪犯杀人动机：不明。死者死亡前一小时以内进食过食物，并有性行为，但无搏斗痕迹，由此推断作案者可能与死者熟识。

6、罪犯作案特征：尸块切痕整齐，作案者身份有可能为屠宰工、木工或外科医生。

经过调查摸排，案发现场周边近期内并无人员失踪，也没有见过与死者相似的对象。

专案小组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向全市发出协查通报。

三天以后，有了反馈信息：北都区一个里委干部反映，死者很像他们里弄卫阿三家的大女儿英英。但是这名干部又不敢确定，因为这个女孩一年多前就已离开东州，去云南军垦农场，最近并没有听说她回来过。

专案小组立即派两名组员，由里委干部陪同，以核实户籍为由，直接上门调查，但是收获不大。据老卫夫妇讲，他们的女儿前不久还来过信，说自己在农场一切还好，叫他们不必牵记等等。可是，叫他们把信找出来一看，收信日期已经过去三个多月。

专案小组决定直接与云南军垦农场卫英所在单位取得联系。由于东州和该团场之间不通长途电话，只能发电报。但收报局与×营之间尚有二十余公里的邮路不通车，来往邮件全靠通讯员徒步每隔三天运送一次。因此，电报的速度并未加快多少。

辗转数日，终于得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师×团×营回电：“经查本营×连战士卫英已于去年11月5日未经请假擅自离开驻地去向待查”。

由此判断，死者是卫英的可能性非常大。

于是，专案小组通知老卫夫妇进行辨认，最终认定死者确实是卫英。

下一步，就要着手寻找凶手。

通过调查卫英的社会关系，侦查员很快就查到季芬芬，并进一步找到了周留根，从他俩那里了解到卫英从云南回到东州最初一段时间的情况。可是，这两个人作案的可能性最终都被排除。

那么，死者何以被害？究竟谁是凶手？茫茫人海中，怎样才能找到这个残忍的作案者呢？专案组一时一筹莫展。

4.柳暗花明

石亭大队一小队的陆阿婆五十来岁，精明能干，是生产队里的好劳力。她家的自留地种得特别好，一年四季蔬菜花色品种繁多，自己家里怎么也吃不完。他们这个村庄靠近东莲港渡口，对面就是市区。陆阿婆利用这个优势，隔三岔五弄一点蔬菜，下半夜乘轮渡到港西菜场，找个地方等到天亮以后开卖。她的蔬菜比集体菜场供应的新鲜，价格又便宜，居民们都争着买，所以一会儿就能卖完，每次能挣到两三元钱，回来还能赶上队里出工。

这天凌晨，陆阿婆又故伎重演。不料，在村口被守候在那里的民兵截住。大家吆五喝六把她带到大队部。原来有人看到陆阿婆经常有钞票进腰包，妒忌了，把陆阿婆的“投机倒把”行为反映到大队里，大队干部决定杀一杀这种“歪风邪气”。

民兵连长像煞有介事地把陆阿婆叫到办公室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陆阿婆战战兢兢：“我自私自利，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其实陆阿婆是“中农”成分，应当算“团结的对象”。“脑子想想清爽，明天接受群众批判！”民兵连长威胁道。一听还要批判，陆阿婆脑子里“轰”的一声——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遭大家指指点点“批判”，那不羞煞人了！

急中生智，陆阿婆突然想到一个解脱自己的主意。“如果我讲出一个秘密，你们能不能放过我？”她问民兵连长。“说说看，是啥个秘密？”民兵连长来了兴趣。“你们不是在找那个抛死尸的人吗？我晓得，”陆阿婆说。“是谁？快说！”民兵连长迫不及待了。“你要先答应不批判我，我才说。”这下陆阿婆倒不急了。“不批判。不但不批判，如果找到这个家伙，破了案，公安局说不定还会奖赏你呐，快讲！”民兵连长知道事关重大，昨天市里专案小组还到大队里来摸情况，说明那个案子至今没有破；现在有了线索，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2月30日晚上，就是菜地里发现死人头的前两天，半夜里我拎了一篮青菜，准备到摆渡口去坐船。刚走到村口，忽然听到‘扑通’一声，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停下来，躲在仓库后面。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这下我看清楚了——有个人在向塘里掼东西。等他走掉好一会儿，我才敢出来。当时莫名其妙，这个人为什么要在半夜三更出来？掼掉的是什么东西？过了两天，菜地里发现了死人头，浜里又寻到死尸。我回想起来，肯定是这个人掼的。”陆阿婆说得有头有脑。

“那你看没看清楚掼东西的人？”民兵连长追问。“看清楚的。”陆阿婆说得很肯定。“你认不认得这个人呀？”“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他！”“是谁？”“我叫不出他名字。”“那你怎么说认得他呢？”“是认得他——他经常到我摊头上来买菜，这个人小气得要死，买菜讨价还价，挑三拣四，付钞票一点也不爽气，总要少给几分钱，临走还要顺手抓一点，我恨死他了。”“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倒不知道。不过他肯定住得离菜场不远——天热的时候，我看见他只穿汗衫短裤、拿着蒲扇、拖着木拖鞋来买菜。”“好！让我向上面汇报。这事你暂且不要告诉别人。”

第二天一早，民兵连长立即把这事向大队书记汇报，书记不敢怠慢，很快报告到专案小组那里。

专案小组很快来到，初步了解情况之后，把陆阿婆请到大队部，又仔仔细细地询问了一遍，确定陆阿婆所说的不是瞎编的故事。然后，组长跟陆阿婆说：“我们会跟大队、生产队干部打招呼，从今天开始，你配合我们工作，工分照记。明天一早，你还像往常一样，弄点菜到你平常去的那个菜场里卖，我们派这两个小伙子守候在你附近，”组长指着跟他一起来的两名组员，“看到那个人，你就假装咳一声嗽，同时向他俩打个手势，他俩就会见机行事，明白吗？”“明白了。”

第二天，陆阿婆按照组长吩咐，早早摆渡来到港西菜场，佯装卖菜。初次接受任务，陆阿婆心里忐忑不安，怕自己有什么差错，她根本没有心思招揽生意，人家问她也是答非所问。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四周的人，希望那个抛死尸的家伙还像往常一样，来到她的摊位前跟她纠缠不清，好让公安同志把快点他抓起来。

可是，越是希望他来，他却越是不出现。直到八点多钟早该收摊的时候，还是没有影踪。两名公安员悄悄对陆阿婆说，“不要急，可能他今天不出来买菜。明天我们继续来！”

出乎意料的是，接连三四天，那个抛尸嫌疑者都没有出现。这就奇怪了，难道这家伙得到什么消息，就此藏匿起来了？——不可能！这件事一开始就保密，没几个人知道。那么，是不是他搬到了住处？也不大可能，据陆阿婆说，没几天前这人还来买过她的菜呐。

那么，这个人为什么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5.天网恢恢

专案小组陈组长是原国民党东州市公安局刑事侦缉队警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留用，是市公安局的老警员。但“文革”开始，市公安局里乱了套。领导班子统统被“打倒”，“造反派”夺了权。老陈因历史问题，不断受到“造反派”的纠缠，还一度被“靠边站”。由于实在找不出什么罪行，再加上他办案经验丰富，一些疑难案件还少不了他的指点，老陈还是蛮受大家尊重。后来市里成立了公检法军管会，他的老领导获得“结合”。老领导点名恢复他工作，此次被委派担任专案小组组长职务，也算得到重用了。老陈深知责任重大，自从接手此案以后殚精竭虑，一心想着早日破案，以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可是，这宗案件侦查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取证和线索。刚刚有了一点头绪，作案嫌疑者似乎已经浮出水面，可就是抓不到他。究竟是判断错误，侦破误入歧途；或者虽然思路正确，但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老陈总也理不出个头绪。

老陈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从中可以取人之长。这天，在破案无进展的情况下，心事重重的他照常在各审讯室外溜达。突然，一间审讯室里的审讯引起了他得注意。这是在讯问一名“拉三”（当地对不正经、乱搞男女关系女子的蔑称）——春节前，市公检法军管会突击行动，收审了一批“流氓阿飞”。这个“拉三”大概是在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时被抓的。审讯她的是两名年轻的公安员，其中一人正疾言厉色地训斥她。突然，那个女阿飞随口说的一句话引起了老陈的注意，她说：“你不要对我这么凶，有本事去抓杀人犯！”

老赵立刻进门，与两个预审员耳语：“我要参与审讯这人。”

老赵抓住刚才女流氓的一句话，“你说的杀人犯是怎么回事？”“我是随便说的。”“不可能，你要老实交代！”

在老赵耐心的劝导下，女人终于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前些天她丈夫的姐夫神秘兮兮地来到她家，和他丈夫嘁嘁喳喳了一番，过后接连几天她丈夫都很晚很晚回家，在她追问下，丈夫告诉她，他姐夫杀了人，叫他去帮忙重做房间里的水泥地坪。至于丈夫的姐夫到底为什么杀人、杀了谁，她确实不知道。

“那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老赵问。“他叫于贵兴，在新星家具厂当木工。”

一听是个木工，老赵立刻联系到那桩杀人抛尸案，当初判断这个杀人者就有可能是木工！他兴奋异常，但不露声色，继续盘问：“于贵兴住在哪里？一起住的有几个人？”“他住在南渡区沈家渡路×弄×号，平时就一个人住，他老婆在海门乡下，难得到东州来，一般都是他姐夫趁过年过节回老家去住几天。”

审讯结束以后，老赵立刻带上专案小组两名组员，来到新星家具厂，找到保卫科，了解于贵兴的情况。原来，于贵兴前几天被借到东州造船厂去了。在说明情况之后，老赵决定，对于贵兴住处进行搜查。

当他们打开房门，果然看到卧室的地坪是新做的。但是，经过仔细勘查，在靠近门口的墙壁底部，他们还是发现了两个极其细小的血点。

老赵一行马不停蹄，来到石亭大队一小队，带上陆阿婆，来到东州造船厂。此时正值中午开饭时间，在厂保卫干部的安排下，他们来到饭厅兼作礼堂楼上的放映室里，从放映孔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饭厅里的人。在熙熙攘攘前来就餐的人群中，突然，陆阿婆小声地说：“就是他……就是他！”

于贵兴被带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以后，很快就交代了自己杀人抛尸的罪行。

“我是在一次闲逛的时候认识她的。那天晚上，她故意跟我攀谈，我们越谈越投机，于是，我把她带到了我的住处。此后，她就一直赖在我这里不走了。可眼看快要到元旦节了，我老婆写信来说要到东州来住几天。我想赶她走，可是，请神容易送鬼难，她说什么也不肯走，说我如果硬要赶她走，就告我玩弄女性，她说她大不了受点批评，你弄不好要吃官司。我一听怕了，真的不敢赶她了。可是总不能这样僵着，最后，我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最好的办法，12月29日晚上，我趁她睡着以后，把她扼死，然后，把她斩成几块，用事先买好的油纸包扎好，装进两个大旅行包，第二天半夜里趁轮渡到港东，把油纸包一包包丢到离渡口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就在我差不多丢完时，我好像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剩下最后一包，我不敢再掼到浜里，随手丢在了旁边的菜地里，就匆匆忙忙乘船回去。为了保险，我把房间地坪重新铺了一层水泥，正好这一时我被派到造船厂上班，我干脆住在厂里不回去。总以为事情做得万无一失，谁知道终究还是被你们查到，这是天意，我知道自己犯了死罪，就等着枪毙。唉，就是太对不起家里人，我的女儿才三岁……”

老赵长叹一声，吩咐把于贵兴带下去。（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