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生涯（续）

教书生涯（续）

文/王世绥

9.评三好学生

在我当教师的十年间，前前后后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千人。但是，到现在仍旧有印象的已经不多——绝大多数都忘记了。

奇怪的是，我最初在西双版纳农场教过的学生，虽已时隔30余年，大多数竟然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我时不时地要想起他们，想起当年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这里，我想讲讲评三好学生这档事。一年一度的三好学生评选，可算是学校里的一桩大事，获得者很有光荣感，但是名额有限，一般全校只有一名。所以，到底评哪个，颇费思量。按照惯例，一般都在初中年级学生中产生。因为相比之下，低年级学生处于起步阶段，好与差还不十分明显。不过在初中班里，各方面十分突出的学生也不多。在我所教的几年里，获得过这项荣誉的，大概数周新娥为多。周新娥家在四连，他爸爸是炊事班班长，工作任劳任怨。我刚到农场时被分配在他手下当炊事员。她妈妈起先是生产排排长，是个有干劲、有魄力的女能人，后来被提为分场副场长。周新娥这女孩从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突出，同时性格开朗活泼，乐于助人。确实是个全面发展的好苗子。

1975年，增加了一名竞争对手。这年，勐捧农场一分场新任教导员廖时务的女儿廖湘萍随父母从黎明农场转学来到我们这里，插入初二年级。黎明农场是个老单位，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比较高。廖湘萍是一个聪明伶俐、学习认真且举止文雅的女孩，很快就得到师生们的好评。

这一年三好学生的候选人，最后落到了周新娥和廖湘萍这两个女孩身上。要说条件嘛，两人差不多，都可以评上。但是，名额仍然只有一个。究竟取谁舍谁，这下难倒了老师们。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有的主张评廖湘萍，而有的又认为应该评周新娥。大家说的似乎都有道理。后来不知谁说，王老师是她俩的任课老师和班主任，你说说看嘛——哎呀，叫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内心非常矛盾，落下哪一个都非我所愿呀。无奈之下，我只好说：“两个学生都比较优秀，可以说是半斤八两，我看还是由领导作决定吧！”

权衡再三，这一年的三好学生最终定为廖湘萍。在此之前，我找周新娥谈了一次，希望她保持以往的种种优点，不要泄气。这个学生经得起考验，没有表现出反常情绪。后来，她也走上从教之路。现在是勐腊县第一中学数学高级教师。

1974年度的三好学生却是我力主的人选。那一年，我提的是班里以往并不被大家看好的谢建云同学。我这个提议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或者另有所图。此前，我对谢建云已观察较长时间。这个学生平时确实并不起眼：学习成绩较好，但不拔尖；在校表现不错，但不够活跃。不过我发现这个学生学习很刻苦，有钻劲，好观察提问，特别爱好数理化学科。另外，我欣赏他肯做好事而不张扬。两年前我刚到学校当老师不久，学校被大风刮倒以后，谢建云和五连的另外两个同学主动到山上去砍竹子，劈草排棍，为重建学校出力。那时他才上五年级。还有，我好几次看到他在替别人做值日生，擦黑板、扫地。他个子不高，劳动的时候却比别人更卖力。他爸爸是营部生产参谋，他却毫无骄娇之气。所以，我认为谢建云是个比较有潜质的学生。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提出这个人选以后，竟有不少老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谢建云各方面表现不够突出，特别是学习方面，各科成绩不够全面，有偏科现象。还有的认为他比较“蔫”，不活跃……。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见。经过一番思考，我坚持认为，谢建云确实不是很完美，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但我相信，这个学生应该是可造之才。我觉得对这样的学生应当鼓励、培养。

领导和同事们最终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这一年的三好学生荣誉授予谢建云。

谢建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他后来选择了行医的道路，高中毕业以后，组织上把他送到省医学院进修。结业后，他兢兢业业，从最基层的卫生员开始做起。经过多年钻研积累，临床经验逐渐丰富，现在已成为景洪地区很有名气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并担任云南农垦总局第一职工医院副院长。

看到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当老师的自然感到无比欣慰。由于名额限制，在校读书时能评上三好学生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并不显山露水，并且我们当老师的也许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或者没有发现他们。但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都一一成为有用之材，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当年我在西双版纳农场教过的学生，后来有的学有专长，有的被提上了领导岗位：周国云，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现在日本发展；韩志敏，现为勐捧农场纪委书记；杨永江，曾任勐捧农场政治处宣传干事，可惜英年早逝；还有李又春、李连春姐弟俩，姐姐是勐捧农场五分场学校教导主任，弟弟担任勐捧农场中学校长……。学生很优秀，我这个当老师的却是始终没啥长进，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10.不及格的竟占了大半

不知不觉，时光转到1978年。我当教师已经整整6年，在勐捧农场一分场学校也算是老教师了。但是我并不敢摆老资格，这倒不是谦虚，因为第一，我还算不上最“老”，还有比我教龄更长的老师；第二，扪心自问，自己的学问、教学水平并不高。但学校领导、同事以及学生，对我都很尊重。环境熟悉、工作也比较顺心，我觉得就这样年复一年太太平平地过下去也蛮好。

这种平静的局面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打破。这一年的3月19日，学校接到分场政治处的一纸通知：“经研究确定，调你单位王世绥同志到农场中学分配工作。望通知其本人及家属朱云娣速办理有关调动手续，于3月21日前往报到……”

其实，我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突然。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农场中学教物理的杨毓盛老师考上大学走了。在此之后，就有传言要调我过去，那边的教导主任李天升同志还专程来到一分场学校进行考察。其实，李主任对我是有所了解的，这次正是他把我作为候选人之一提交给上级领导的。

能够调到高一级的学校任教，我挺乐意。虽然工资待遇不变，那边的生活条件也不见得比这里强。但是我想，那边的教师水平都比较高，与他们共事，我可以更容易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另外，早就耳闻，离中学不远的场部机关大操场上，晚上三天两头放电影，这可是相当大的诱惑！

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产生感情。临走前一天的清早，我带教的初一班班长李连春抱着一大摞崭新的日记本来到我家里，说是班里同学们送给我的——这令我大出意外，我从新学期开始才接手这个班，总共不过一个来月。这些学生也真可爱，难得他们想得到。读着他们留给我的句句赠言，我半是高兴，半是惭愧，平时我对他们没有怎么关心，可他们对我却是如此深情！

勐捧农场中学离开一分场有四十来公里，位于通往勐腊、勐捧和勐满的三叉路口附近。学校开办才一年多点，完全不像一个学校的样子：一片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排简房，教室、办公室、宿舍和食堂都是清一色的竹笆墙茅草顶。没有围墙，没有花卉树木……。全校总共三个年级（初三、高一和高二）、四个班级，十几名教职员工、一百来名学生。

我被分配教高一年级两个班级的物理课，同时担任高一（乙）班的班主任。这下真是逼着鸭子上架了。我在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物理课，记得高一时教我们物理的老师是福建人，他讲的话我们都听不大懂，自己还不用心，所以学得一知半解。

学生们也许想摸一摸我的底细，有的故意拿一道不知哪里找到的课外题来“请教”，我一下子答不上来，只好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慢慢告诉你”。

只好现炒现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终究不可能。我不得不恶补物理，那时参考书已经比较容易搞到，多年没有接触、本来就不怎么懂的概念、公式、定律，都得一一重温。这段时间，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平均每天不足五个小时。

只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谚语在这桩事上没有得到应验——也许是工夫还不到家，也许是工夫没有用在刀口上。根据李教导安排，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卷是由任课教师之间交叉拟定的，我们年级的物理考卷是由教化学的陈国民老师出的。考试前，我粗粗看了一下，觉得试题并不难，基本都在教科书的例题、习题上出现过。可是考试结果，两个班级不及格的竟占了大半！

如果要找客观原因，那么可以把这归咎于这些学生基础没有打好，在以往的接触中，我就了解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学生小学、初中阶段的许多知识都没有掌握，上高中自然更加吃力。这次考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多不理想。

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尽管学校领导没有责怪我，同事们都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寻找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己也没有学好，加上教学方法不得当所致。

所幸，新学期开始不久，学校引进了一名高学历的物理老师。这位浦恩树老师不到四十岁，瘦高个儿，理个平顶头，胡子拉喳，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他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先前一直在四川达县高级中学任教。大概处境不怎么好，是他在勐捧农场计财科工作的一位亲戚介绍来这儿的。不久，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位浦老师背景还真不简单：他是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浦琼英）的侄辈。另外，大名鼎鼎的学者、编辑《英汉大词典》的郑易里先生是他的大舅父。因此，我们对浦老师更是敬重有加。浦老师看上去有点凶相，其实脾气十分随和，而且特能“摆龙门阵”（四川话聊天的意思），一家四口，他爱人也是老师，十分热情好客，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空余时间，大家都爱上他家玩耍。

浦老师的到来，令大家欢欣鼓舞，也使我得以解脱。领导当即决定，由他接教物理，我改教数学。相比之下，我教数学还稍稍有点头绪。

11.接连发生不大不小的事情

开始接手当高一（乙）班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这个班纪律比较涣散，学习风气也不及甲班好，我很忧虑。过去在分场学校教书时，每班不过十几人，而且年龄都比较小，听话，容易管理。现在这个班共有34名学生，分别来自各分场和场直单位，父母或是部队转业干部，或是内地支边老职工。这些学生都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叛逆期，我担心自己管不好他们，出了乱子难以交代。

果不其然，不久以后，班里就接连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先是一名女生连续几天不来上课，事先也没有请假。她家在二分场，离学校有30多公里，平时住宿在学校，放假才回去。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她的同桌，那个同学说她走亲戚去了！我半信半疑，为了走亲戚，竟然旷课？联系平时，这名彝族学生能歌善舞，漂亮活泼，是班级文娱委员。可是她上课不大专心，学习成绩不甚理想，我对她是“恨铁不成钢”。

三天后的傍晚，听说她回来了，我随即到她宿舍里去找她谈话。我问她：“这几天怎么没来上课？”她低着头不回答。我接着问：“听说你走亲戚去了，是不是？”她嗫嗫嚅嚅：“我不想去，是我妈妈硬叫我一起去……”“妈妈叫你去，你就可以随便缺课啦？假也不请，回来了还不主动跟老师说明原因”，我火气一上来，声音也大了。“……”看到她沉默不语，眼露泪花，我就把原先准备批评她平时学习不用功等话咽了下去，就甩了一句：“好好想一想，应不应该！”

这名女生后来表现还算不错。现在她在×机关任职，我在网上看到过她发表的文章和照片。不知她记不记恨我——当年我态度确实生硬了点。

农场中学食堂用的饭票是油印的，薄薄、小小的一片纸，印刷极其简单。有一天，事务长徐振国整理回收的饭票，忽然发现其中一张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原来是用手工绘制的。事务长不露声色，第二天开饭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果然发现了造假者，原来是我班的一名男生。

这下我这个当班主任的又有事情了。这名学生平时不声不响，给人印象挺老实的，不料会做出这种丢人的事，令我好生气。我找他谈话，先把他训斥了一顿，看他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神色，就把口气放软了些，要他做好准备，在班内作检讨。过后在向领导汇报时，我说看这个学生平时表现还可以，这次也许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件丑事，事后看他十分后悔，认识的态度诚恳，检讨得也深刻，我建议给予从轻处理。后来学校对其作了警告处分。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这名学生在班里很是孤立，大家都不愿接近他，于是更加沉默寡言。我看在眼里，为他担忧。一方面找他谈话，叫他不要背上包袱，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叫班里骨干多接触、关心他，不要冷淡他，更不要歧视他。谁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改过就好。

不久以后，发生了一件更加严重的事。这天上午第一节语文课下课，任课的曾老师还没离开教室，周××和傅××两名男生忽然冲到一个叫邓××的女生面前，骂骂咧咧，还打了她几拳。教室里顿时大哗。

听到曾老师的反映，我立即把双方叫到办公室。一问，原来两名男生说邓××背后造他俩的谣，说他俩在交女朋友。而邓说这是另外一个女生告诉她的。了解情况以后，我对邓××说，“你先回教室去，他俩打了你，老师会处理他们的！当然，你以后也要注意，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不要捕风捉影。”然后，我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俩真行啊，有什么事情不好解决，竟然对女同学动拳头？特别是周××，你还是班长，可你这是带的什么头？”起先他俩还振振有词，以为受了邓××的诽谤，不给她一点教训不解气。我愈加生气，“现在你们觉得解气了吧，可是，造成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人家一年级的小朋友都知道，骂人打人是不对的！我的意见是你俩先在班里作检讨，看你们认识的态度，请示领导以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双方的家里闻讯之后，周××和邓××的父亲都主动到学校里来找我。我把初步处理的意见告诉他们，家长都很通情达理，表示支持我。学校最后决定，停止周××班长职务，两人分别给予记过处分。

老是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我这个班主任老是做“救火员”也不是办法，应该防患于未然。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想，除了学校里的校纪校规，班级里也应当制订几条共同遵守的细则。于是，起草了一份《班级公约》，包括：请假、作息、课堂纪律、完成作业、礼貌、课外活动等等。并规定，由班主任会同任课老师每周检查一次，对执行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差的批评。

毕竟这些学生本质都是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步成长、成熟了。升入高二以后，直到我离开他们，班级里再也没有发生过违反纪律的事件。

12.代课教师

1979年初，回城风席卷西双版纳农场的角角落落。2月份开始，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昆明等城市的数万名知青纷纷离开农场，踏上返城的旅途。

在勐捧农场中学工作的我们两口子也选择了离开。在此之前，我们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我们有过犹豫、留恋，同时对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期待。最终，思乡的情结和家乡亲人的召唤，坚定了我们回乡的决心。

按照政策规定，我们必须办理退职手续方可回到原籍。也就是说，退职之前在农场的身份、享受的待遇，到了家乡一概作废，统统不予认可。我们的户口只能迁回农村，身份恢复为农民，一切又从零开始。

我没有一技之长。难道还得一天到晚跟锄头铁搭、粪桶扁担打交道？这不是开玩笑吗？到边疆吃了8年苦，到头来，还是回来当农民！倒不是看不起农民，也不是做不来农活，我是想，如果把我放在脑力劳动岗位，也许更合适，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好得知识贬值的年代已经过去。教育的断层造成人才青黄不接，从十年动乱里刚刚获得新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唯成分论的思潮也不再占据上风。

到家不多几天，经亲戚介绍，我获得一个当代课教师的机会。地点是位于嘉定清河路项泾桥东的城区三中（后来此地改为嘉定教师进修学校）。总共短短的一学期里，我先后代过高一化学、初二语文和初三化学——我成了“百搭”，什么课缺老师我就代什么课。

7月份学校放暑假，其他老师可以得到休息，我却失业了——按规定，代课教师是不能享受假期的。尽管城三中的王校长、潘主任对我印象还不错，许诺下学期将继续聘用我。学校图书馆的徐老师是个热心肠，她知道我暑假里没有工作，帮我联系到一份在县图书馆做临时管理员的工作。

新学期开学之前，我的母校方泰中学向我伸来了橄榄枝。其实，上个学期他们就想要我去的，只不过得知信息晚了一步，我已经去了城三中。这回他们决定先一步行动。

于是，我又在方泰中学当了两年半（五个学期）代课教师，期间也是充当“百搭”的角色：代过数学、英语，做过班主任。寒暑假期间，学校领导安排我留校值班，使我不至于中断生活来源。

但是，现实是严酷的。我的代课教师身份始终没有希望改变。当时，全市在岗教师的转正工作已经在我来到之前一年一次性解决。上面已经明确规定，不能再开口子。以后学校教师的缺额只能由师范学校毕业生来补充。为了挽留我，方泰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作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均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教育事业日益正规化，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年来，我虽然在教的同时也学了一些东西，包括知识和技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是，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半路出家，本身只有半瓶子水，还一直没有得到系统进修的机会。如果说，在边疆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我还勉强可以滥竽充数的话，那么，现在继续做南郭先生，肯定要误人子弟了。

我不得不考虑离开。虽然我是非常喜欢教师这个工作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内心充满着矛盾。这里有我已经熟悉了的领导、老师和学生，我其实是非常依恋他们的。母校的师生们都对我关爱有加，并不因为我是代课教师而看不起我。在我离开学校以后，我曾经任教的班级的许多学生，在班主任殷大伟老师的提议下，纷纷给我写信。当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使我内心倍感温暖。

最主要的是我并没有后路。离开学校，我还能做什么？当时是十分茫然的。进社办企业？很困难，僧多粥少，需要照顾多劳户、困难户。虽然上面有规定，要优先安排云南回乡青年，但我妻子已经安排进毛纺厂。很显然，我在短期内得到安排的可能性不大。

我是1982年3月7日离开方泰中学的——这恰好是我开始走上教育岗位10周年的日子，我并没有刻意选择在这一天作出辞职的举动，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这真是巧合！

不当代课教师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劳动。对于干体力活，我倒并不畏惧，去西双版纳之前，我已经在生产队里干了差不多六年时间，各种农活基本都能对付。到边疆农场之后，虽然多数时间在教书，不过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并不少，公家食堂、自己家里做饭用的柴火，盖房子、做家具的木料，都得到山上砍伐了运下来，用长柄斧劈开或拉大锯锯开；我们还要自己种菜、栽果树……。回到老家以后，也几乎每天都要干点体力活。何况自己才三十多岁，正是当吃当做的年纪。

就这样，我在生产队里不多不少，实足干了一个月。那时，上海郊区农村种植业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推行“三熟制”布局（即一年内种植一茬麦子、两茬水稻）。4月初，眼看就要开始育早稻秧苗了，这是一项技术活。队长派我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培训班，准备让我担任队里的稻谷浸种催芽任务。

不料，4月7日晚上，队长突然传达上级通知，要我第二天去公社人口普查办公室报到。

于是，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