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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_我的第二故乡

2009-04-02 13:00 作者：王世绥阅读量：12662 推荐134次 | 我要投稿

西双版纳——我的第二故乡

·王世绥·

1.《孽债Ⅱ》又一次勾起我的思绪

著名作家叶辛的长篇力作《孽债Ⅱ》出版发行以后，引起众多读者的热情关注。同时，又一次勾起我的思绪。

前几年，连续剧《孽债》在电视台播放时，曲折的情节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天华、美霞、永辉、思凡、晓峰等5个西双版纳知青子女，结伴到上海寻亲的故事，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也令我浮想联翩。平素要好的同事知道我曾经在西双版纳待过，调侃问我有没有“孽债”，我都笑而不答。

什么叫“孽债”？按照字面解释，孽债的意思大概是“无法清偿的（良心）债”，这种债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但是在《孽债》这部电视剧里，“孽债”一词特指为“被自己遗弃的亲生子女”，这种债务我是没有的。不但我没有，而且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知青都不会有这种“孽债”。但是，西双版纳的“情结”却是实实在在地扎根在我心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8年，我在此工作学习、结婚生女，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充满了感情；而且，这里有我当年的领导、老乡、友人、学生，为了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他们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于异乡，令我时不时地想起他们。

叶辛老师曾经是贵州插队知青，没有在西双版纳长期生活的经历。从这一点上说，我可能比他更了解当年西双版纳知青生活的实情。事实上，第一，当年在西双版纳结婚的知青并不多，生儿育女的比例更小；第二，结婚的绝大多数是双方同为知青，一方为非知青的很少，娶（嫁）当地少数民族的基本没有；第三，按照政策，当年知青返城时，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配偶、子女同时迁移回原籍，除非当事双方自动放弃——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可想而知，为了回城，情愿抛夫（妻）别子（女），造成“孽债”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只是个别现象。像《孽债》中，竟然有5个知青子女，不约而同到上海寻亲，在火车上相遇的情况，只是作家的艺术创造而已。我这样说，绝对无意否定《孽债》的艺术性——小说本来就是允许虚构的嘛。

我的这篇拙作是想以一个当事人的视角，以我自己的经历为线索，不添加任何虚构成分，原汁原味地反映当年西双版纳军垦农场知青的生活，把它献给我曾经的领导、老乡、友人、学生。并且以文会友，向读者们袒露我的西双版纳情结。因为我想，你们或者你们的亲友中间，一定有曾经去西双版纳插队支边的，那么我们便是“战友”；同时，一定也有去过西双版纳旅游的，那么，我们可以算是“驴友”啦！让我们一同来回忆回忆过去的蹉跎岁月，品味品味那里的美丽景色，咀嚼咀嚼如今的酸甜苦辣，思考思考未来的人生旅途，或许也是一桩颇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以下各节里面，我将告诉大家：西双版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年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及昆明等城市的数万名知青在这里完成了什么壮举？他们当时的衣食住行是怎么样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爱情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后来他们又怎么忽然都离开了？现在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当年知青们生活的地方如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知道，以自己肚里这点墨水，是难以写好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题材的。但是又憋不住不写，急于一吐为快。权以抛砖引玉吧。

希望大家能够耐下心来一读，见笑！

2.祖国的绿宝石

1971年4月24日，时令已过谷雨。暮春季节，气候却是乍暖还寒。下午3时50分，一列知青专列在喧闹的锣鼓声、激昂的乐曲声和亲人间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缓缓驶离上海老火车站（北站）。车上满载着千余名嘉定籍农村青年，我也是其中一员。列车的终点是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市。但昆明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一个不通火车的地方。

我对西双版纳的最初了解，是在几年前读了一本名为《祖国的绿宝石——西双版纳》的书。我被书中描写的种种奇闻美景深深吸引，令我心驰神往。后来，又观看了以西双版纳为背景的电影《摩雅傣》、《山间铃响马帮来》，令我印象更加深刻。

从此我知道，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它的东部、南部与老挝、缅甸交界，面积达1.9万余平方公里。这里属于热带，一年之中，只有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由于气候炎热，雨水充沛，这里终年常绿，生长着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花草树木，如在旁边拍拍手便会颤动的跳舞草、能捕捉小虫的猪笼草、会流红色液体的龙血树、坚硬如铁的铁力木……。这里盛产香蕉、菠萝、木瓜等热带水果；这里出产三七、天麻、杜仲等珍贵药材；这里栖息着孔雀、亚洲象、长臂猿等珍禽异兽；这里聚居着以傣族为主，包括景颇、哈尼、布朗、基诺、拉祜、瑶、汉等众多民族；这里地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澜沧江及其支流贯穿全境，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山间镶嵌着一些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盆地，“西双版纳”是傣语，意为“十二（块）坝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它赢得了“祖国的绿宝石”、“植物王国”、“孔雀之乡”、“大象乐园”等美誉。妩媚旖旎的热带风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古老的民族风情相融，使它成为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区。

于是，1971年2月下旬，我所在的大队按照上级精神，举办专题学习班，动员多子女家庭的青年们报名去云南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原本不属于动员对象的我，由于潜意识中的无限向往，再加上当时心情压抑，亟希望改换一个环境，因此竟然没有什么犹豫，也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不久便得到“光荣批准”。当时的我，太意气用事，根本没有考虑到，我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几个姐姐、哥哥都在外地工作，老家只有母亲、妹妹和我三人。深明大义的母亲和妹妹没有阻拦我，也始终没有在我面前流过泪。但可以想象，我这一走，对花甲之年的母亲，精神刺激是何等深痛！会给我妹妹增加多少负担！这是我今生今世所欠下的最大一笔“孽债”。

且说我们乘坐的列车一路开开停停，途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市五省一区，经过4昼夜90多个小时，行程3000余公里，于4月28日上午10时到达昆明火车站。

在云南省知青接待站休整一天半，4月30日早上7点多，我们分乘20余辆大卡车，向勐腊方向行进。这一路走得好艰难：昆明到勐腊虽然不过800余公里，但多数是盘山公路，路窄、坡陡、弯急，好多路段一边靠峭壁，另一边临深渊，两车交会，其中一辆车必须靠边停下，另外一辆车才可以通过。车速每小时只有25公里左右，每天只能开行150～200公里。一天下来，不但驾驶员（每辆车只配备一人）疲劳不堪，乘车的我们，没有座位，只能或蹲或席地而坐，人人被颠得七荤八素，个个满面风尘。所以晚上必须停车休息，不然既不安全，身体也受不了。另外，由于沿路人烟稀少，罕见集镇，每天吃饭、住宿都有一定的地点，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就这样，总共80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化了近5天时间，直到5月4日下午，才陆续抵达各自目的地。我们方泰公社的55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一个叫麻木树的地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11营，分别充入4连、5连和基建连。我们下车以后，受到干部、场员们的夹道欢迎。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一个个穿着都不整洁，甚至可以用“邋遢”来形容；连队的房子还比不上我们老家用来堆放杂物的棚屋。这使我们大失所望。

3.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11营4连的驻地，临近我国与缅甸的交界处。两山之间一块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坝子”上，四排竹笆营房围成一个长方形小操场。西面一排营房的后面是伙房，靠近伙房有一条河流，旱季的时候，潺潺流淌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对岸是一座陡峭、青翠的高山。听老工人讲，高山那边就是澜沧江，江对岸便是缅甸。夜间，山上经常出现一团团亮光，据说这是敌特在发联络信号弹。

从勐养通往勐捧并直达老挝南塔省的公路蜿蜒曲折，在4连旁边经过。我们11营是个组建不到一年的新单位，下辖6个连，分布在大约10平方公里的山谷间。营部设在大山深处，一条布满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联结着各个连队，4连离营部最远，步行至少要一个半小时。

上世纪70年代初，西双版纳分布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所属的8个团，总人数超过7万，其中有1959年从湖南移民过去的老职工，有从部队退伍的军人，但绝大多数（6万多人）是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和昆明等地的知识青年。1974年，生产建设兵团改编为国营农场。

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培育橡胶林地。橡胶是工农业、国防、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等领域的重要物资。我国天然橡胶十分紧缺，当时据说要用4吨大米才能从国外换回1吨干胶，还常常受到敌对国家的阻挠。橡胶树只能生长在热带地区，海南岛是我国最早的天然橡胶基地，但那里台风袭击频繁，橡胶树往往被刮断。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科学家开始在西双版纳引进栽培橡胶树，这里气温及水湿条件不及海南岛，但水热条件配合较好，高温而不酷热，昼夜温差大，无台风，比较适宜橡胶树的生长，从而逐步形成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

栽培橡胶树要经过育苗、定植、管理三个阶段。从一粒橡胶子成长到可以割胶的青年树，通常需要8年左右时间。

橡胶籽的形状类似栗子，棕黑色的外壳坚韧光滑，表面具有细致的网状花纹，果肉洁白，富含油脂（不能食用）。育苗第一步是把橡胶子一颗颗排在粗砂表面，每天两次浇透水，过20天左右可以出苗，然后，移入平整的苗床，继续浇水育苗，经过一年时间，进行嫁接以后，才能定植。

来到连队不久，我们在老工人带领下，上山“砍坝”。这是为来年雨季之前定植橡胶幼苗而开垦梯田的第一步。所谓砍坝，就是把整座山上的树木、竹子、藤蔓通通砍倒。这是一项既辛苦又危险的劳动。我们使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砍刀、斧子，对付茂密的原始森林。遇到参天大树，要砍好长时间才能放倒。大树倒下来的时候最最危险，砍树的人首先必须大喊“倒喽……”，提醒周边同伴注意避让。然后，自己选择大树可能倒下的相反方向站定。老工人的经验是就站在树根附近，千万不要乱窜。尽管反复叮嘱、示范，还是免不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1营，就发生过一名上海知青被倒下的大树砸死的事件。事故原因是缠绕在树梢上的藤蔓未断，大树在倒下的瞬间被藤蔓牵扯得突然改变了方向，来自徐汇区的小伙子庄洪猝不及防，不幸遇难。

砍坝过后数日，待树木的枝叶被晒得干枯以后，就可以“烧坝”——就是烧掉砍倒了的树木。烧坝更是极其危险的活儿，必须仔细观察风向，尽量分散点火，还要留好退路，所以一般都派有相当经验的人承担。晚上，看着远山上熊熊的大火，夹杂着竹子“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十分壮观。

烧坝之后，必须清坝，也就是把山上尚未砍掉、烧掉的树木尽可能清理干净，滚到山下，拣抬得动的，抬回连队伙房做饭。

接着，就由技术人员通过水平仪测量，做出标志，做好挖梯田的准备。

每年11月份，旱季开始，就要进行挖梯田大会战。这个阶段，打破了原有的作息时间，早上天濛濛亮就上山、晚上干到天黑才下山，排、班、个人之间进行劳动竞赛，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层层平整的梯田不断地延伸，从远处望去，像一道道轻纱披在山间。挖梯田的同时，在梯田上，每隔2米，挖一个面80厘米见方、底60厘米见方、高70厘米的斗形的穴，工具也是一把直板锄头，要挖得又快又合符标准，很不容易。

第二年4月份，赶在雨季来临之前进行定植，把经过嫁接的幼苗移入梯田上预先挖好的洞穴内。经过7年时间，橡胶树长到大碗口粗，就可以开始割胶。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西双版纳已开垦培育100多万亩橡胶林，从而形成我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4.第一顿饭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来到4连后吃的第一顿饭。1971年5月4日午后，我们到达连队时，食堂已经开过中饭。简单安置一下之后，连长招呼我们去打饭。走到伙房一看，大家都呆住了：饭是白米饭，可菜呢，是白煮茄子，没有一丁点油花。尝一口，好辣！尽管已经饥肠辘辘，硬吃了一点，却再也咽不下去，只好倒掉。不过，一顿、两顿嫌不好吃，可以少吃一点，几天以后，就不再挑剔了。其实，有点菜吃还算不错的，此后不久雨季来临，常常连没有油的蔬菜也吃不上，只好在米汤里加点盐，以此下饭，饿慌了照样吃。当时，每人每月40斤口粮（主要供应籼米，搭配少量玉米、面粉），男知青大多数不够吃。

来到4连不久，连长分配我到炊事班当炊事员。我当了半年多炊事员，烹调技术却没有一点长进。因为大多数时间，除了煮蔬菜，没有其他东西可供烹调。唯一的进步是学会了做“甑子饭”，具体步骤是：先把淘洗过的米倒入开水，略煮几分钟，待米粒稍软以后捞起，舀去米汤，洗净锅子，再放清水烧开后，座上蒸笼，把煮得半熟的米一点点轻轻地舀到蒸笼里，用大火蒸至熟透即成。这样做出来的饭非常干爽。但是我们有点疑惑不解，这样子做饭，使米的一部分营养白白流失到了米汤里，岂不可惜？但是湖南老工人都习惯于这样的做法，他们把直接烧成的饭叫做“焖锅饭”，他们嫌这种饭“火气”太大。所以，在西双版纳各农场食堂，几乎都做“甑子饭”而不做“焖锅饭”。

最初，我们每月工资26元，加边境津贴2元，总共28元，伙食费只需交1元，用来购买盐巴之类（口粮免费供给，蔬菜由连队种菜班供给）。其余的钱，想买什么也不容易，一般都攒着探亲时用。

离我们连大约2公里的地方，是成立不久的麻木树公社的驻地。听老工人讲，那里有一个商店，碰巧的话，能买到糖果糕点之类食品。于是，趁一个休息日，几个老乡相约，一大早兴冲冲地赶过去。来到那里，只见几排跟我们连队差不多的草房，没有任何标记，问清楚商店的那一间，还没有开门。等了好一会，一个傣族装束的男子才慢悠悠地来开门。进去一看，商品寥寥无几，可以“吃”的，只有香烟（上海方言香烟也是“吃”的）。几个人只得悻悻而归。

到连队近三个月，“八一”建军节来到了。这天下午，连里分到一批瓶装罐头，有炒蛋、猪肉酱、猪肝酱三种，两人合一瓶，我分到半瓶猪肝酱，尝了一下，感到口味不怎么样，没有吃完。结果，这天晚上，好多人都拉肚子——长期没有油水，一下子吃得太油腻，肠胃受不了啦。

星期天、节假日不上班，食堂只开早、晚两顿饭，午餐自理。为了解决“空城计”，大家各显神通，挖山药、采野果、剜野菜，野地里随便拣三块小石块，支起小铁锅，凡是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弄来吃。

1972年的春节是来到农场以后过的第一个年。我们每人分到1斤糯米、1斤白糖。年三十下午，连里杀了一口猪，除留下少量肥膘熬点油，留在食堂细水长流。其余的肉、内脏都切成小块，司务长亲自掌勺，和上辣椒爆炒，每人分得一小碗，那个滋味真是美极了！扫兴的是，当夜茅房里又热闹起来。

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的亲人向远在边疆的我们伸出了援手，通过邮局寄来咸肉、香肠、猪油等食品。但家乡人日子也过得紧巴巴，而且副食品都须凭票购买，只能偶尔为之。起先，我们新建营没有邮政所，领取邮包要到十几公里外的勐远邮政所。去那里要蹚过一条两岔河，这河平时也就二、三十米宽，水流不急，水深大约没过膝盖。但一到雨季，河水暴涨，水流变得非常湍急，过河就很危险。1973年雨季，5连的一名重庆籍女知青在过河时，不幸被河水吞噬。

当地少数民族和农场的老工人都喜欢打猎，藉以改善生活。通常可以打到马鹿、麂子、野猪等。有一次，我的老乡朱云根和一个老工人晚上出去打猎，竟然打到一只老虎！原来，他俩在黑夜里见到两点绿光，以为是马鹿，于是对着绿光就是一枪，结果恰好打中老虎要害。当他们发现打死的原来是一只老虎，一时吓得脚都软了。我没有胆量，也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猎。但是竟然真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事。1974年4月的一天傍晚，我当时在营部学校当教师，已经放学，四周静悄悄的，我在宿舍里批改作业。突然，对面山里传来“砰”的一声枪响和一阵狗吠，我知道又有人在打猎，并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我准备到溪边洗洗脸。刚走到半路，突然奔过来一只黄褐色、比狗稍大的动物，在我前面立定，我一看，分明是一只麂子！只见它气喘吁吁，脖子上还滴着血。我马上联想到刚才的枪声——它被击中了！看它的模样，它的眼神，似乎是在向我求助。我想把它先弄到不远的伙房里隐蔽起来，不然，猎人很快会找到它的。可是，当我用力拖拽它时，大概以为我要伤害它，这麂子挣扎着要跑，相持不到一分钟，它竟一下倒地不起，并且很快就没了气息。当晚，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它弄干净，煮了一锅，大家饱餐一顿。我也吃了，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麂子那似求助的眼神。

5.竹笆房

西双版纳傣族的民居称为“竹楼”，即以竹子为主要材料建造而成。既为“楼”，它们确实分为上下两层，但下层很低，且没有墙壁，为堆放杂物、关养牲畜之用，上层才是会客、起居、炊饮之所。这样的设计是由于西双版纳雨季气候潮湿，旱季炎热，而竹楼具有通风、防潮、抗震（西双版纳多地震）的优点。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侵犯蜀国的蛮夷，七擒七纵首领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从此与蜀国和好相处。于是，诸葛亮教土著盖竹楼而居。现在我们看到的竹楼，其屋顶的形状颇像诸葛亮戴的纶巾。

建设兵团新建营的营房——竹笆房，也是以竹子为主要材料，但是要比傣族的竹楼简陋得多。竹笆房的柱子一般选用麻荔树（所结果实即为荔枝），因为麻荔树比较坚硬，经得起腐烂、耐白蚁啃噬。建房时先挖洞，然后把带有丫叉的柱子填埋入洞并压实。梁和椽子都采用竹子，把竹梁搁在柱子的丫叉里就行。固定椽子用的是篾片。屋面上盖的是用茅草编成的草排。墙壁用竹笆围成：把截成与墙壁等高的竹子砸裂、沿一条直线破开、去节，就成为一块块平实的竹笆，然后把它们依次排列，用竹条、篾片扎紧就成。这样盖房子，就地取材，轻便、通风，即使遇上地震，塌下来也不要紧。但是到了雨季，难免漏雨、潮湿。爱整洁、美观的知青在竹笆墙上糊上一层报纸，可是这种“墙纸”的寿命往往不很长：一阵大风、一场急雨就会使它支离破碎。我们的床铺也是用竹子搭的，晚上睡在床上，透过屋顶草排，能看到星星月亮；翻身时，一不小心，床铺塌了，赶紧爬起来重搭。到农场后的第二年，在基建连当木工的老乡潘世弟帮我做了一张单人木床，令我高兴了好些日子。

离我们十几公里的1营，被称为“老营”，它比我们11营早建立十几年，已经生产橡胶。那儿的营房相对比较好，大多为砖瓦平房，虽然也很简朴，我们却羡慕得不得了，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住进这样的房子。

新建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日常开支依靠上级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原则——先开垦梯田、栽种橡胶树。艰苦8～10年，待到开始割胶，有了产出，才能逐步改善生活，包括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虽然每个营都配备一个基建连，但基建连要做的事情太多，根本顾不上盖房。我们的营部，同样是清一色的竹笆房。营长、教导员等首长都没有办公室，住的房子和普通老工人完全一样。与单身知青相比，仅仅多一间自己搭建的小厨房。

1974年7月，营长批准我和未婚妻朱云娣同时回乡探亲。这天傍晚，长途汽车到达扬武镇住宿。在旅店买饭时，一不小心，我的钱包竟被小偷扒走，好在里面钱不多，可是车票和两张边境通行证弄丢了。没有通行证的话，归去经过边境检查站时会有麻烦。探亲回来，途经思茅市（今普洱市），我俩只好特地找到地处郊外的1师师部去补办通行证。想象中的师部，应该是戒备森严，气势宏伟。出乎意料的是，偌大的机关，竟然也是一片竹笆房！

1974年，我和朱云娣结婚的时候，我所在的11营学校的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在校舍后面的空地上盖了一间竹笆房，作为我们的新房。我们的老乡葛进富、邱佩华、朱元兴分别帮我们制作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柜、一只写字台。我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书柜，虽然十分粗糙，却比较实用。这么一套家当，在当年属于豪华级——那些老工人来到农场一二十年了，大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1975年7月21日，我们的女儿在这间房子里呱呱落地。不久以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惊悸不已的事，且容我在后头叙述。

1976年，老乡张鋆申等帮我们盖了一间约有20平方米的“穿斗房”，这间房子的柱子采用上好的木材，锯成方形并开凿榫头，用穿条连接，既牢固，又美观，还可以拆卸。我们把它隔为两部分，一半为起居、会客用，另一半做卧室。

1978年3月，我从11营调到40余公里以外的19团中学教书，这栋房子也就随着我们搬迁过去。我们把新家安在一条人工开凿的大水渠旁边，流动的渠水非常清澈，饮用、洗濯、浇灌都很方便。旱季天热，3岁的女儿喜欢泡在渠水里嬉戏。生性勤快的朱云娣在屋边开辟了一个小菜园。5～10月是雨季，雨水太集中，蔬菜很难培育；在11月至来年4月的旱季里，陆续栽上茄子、辣椒、卷心菜、苦菜、瓠瓜（夜开花）等，甚至还用家乡寄来的种子培育出了青菜，但是因为那儿没有冬、春季节，青菜不经过春化阶段，留不了种。我们在房前屋后还栽植了2棵芒果树、2棵木瓜树和数蔸香蕉树。

在这个颇有小农情调的地方只待了一年，1979年2月，我们离开了西双版纳。那时，农场的房屋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一分场（原11营），唯一的一排砖瓦房是营部学校的教室，共6间，200多平方米。这是营领导下大决心，派基建连用了大半年时间才建起来的。其实，房屋的墙壁除底部几层用砖砌，其余都是用土坯垒的，在当时这已算最高档的房屋了。而勐捧农场（原19团）中学仍旧只有数排竹笆房。校长要我们把穿斗房留给学校，并且作价30元。我们自然乐于接受，因为这房子原本就不可能带走。

6.版纳三“宝”

读过《林海雪原》的人也许记得，书中写到关外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俏皮的知青仿照它编出西双版纳的三“宝”：蚂蚁、蚂蝗、飞机草。

先说蚂蚁。初到那里不知道，食物随便放，那知不一会便会引来许许多多的蚂蚁。劳动的时候，挖到蚂蚁窝，往往会遭到攻击。特别有一种黑蚂蚁，个头大，被它咬过之后极疼极疼。在公路边、山坡上，经常看到一个个土丘，它们小的像坟墩，大的如碉堡。这就是蚂蚁包——一个蚂蚁包就是一个蚂蚁王国，可以想象，即使在最小的一个蚂蚁包里，生活着多少蚂蚁！有趣的是，每次下雨以后，蚂蚁包上往往能够长出一种名叫“鸡苁”的食用菌，其味道鲜美无比，犹如鸡肉，故名。

再说蚂蝗。西双版纳的旱蚂蝗厉害得不得了。小时候，家乡农村的水田里也有蚂蝗。不过这种蚂蝗一般只叮人的脚杆，而且它叮到皮肤时有感觉，只要稍微注意，就可以避免。但是西双版纳的蚂蝗不一定在水里。在山沟里行走，不知不觉就会被它叮上，叮的部位，可以是全身任何地方。有时别人看见你衣服上洇出一滩血，证明蚂蝗已经吃饱并滚掉。被蚂蝗叮过的伤口一下子还止不了血。发现被蚂蝗叮上，拉的时候还得小心，它叮得特别紧，不小心把它拉断在皮肤里，就麻烦了。

至于飞机草，那是西双版纳的一种多年生杂草，类似上海的艾蒿，有一人多高，在西双版纳漫山遍野，随处可见。

依我所见，西双版纳还有一“宝”：蛇。我们刚到那阵，看到房里房外，到处有窜来窜去的四脚蛇（蜥蜴），非常害怕。老工人告诉我们，四脚蛇没有毒，不会伤人。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不怕了。

1975年9月25日，我们女儿出生才两个多月。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回到家里，朱云娣在菜园里忙着，说女儿在睡觉。走进竹笆房，听到床那边发出似打鼾的呼呼声，心想，不对呀！两个月大的婴儿，怎么会打鼾？再一听，这声音似乎是床下面传出来的，往床下一瞧，不禁毛骨悚然：一条头部扁平的蛇，盘踞在床底下，呼呼的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我赶紧叫来朱云娣，两人赶紧各抓起一把锄头，蹑手蹑脚靠近床边，朱云娣疾速按住蛇，不让它逃窜，我连忙狠狠击打，那蛇拼命挣扎，脖子鼓得老粗，并且发出低沉的咕咕声。我连击十余下，直打得它的头部稀烂，方才歇手。后来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这种蛇名叫“饭勺蛇”，是一种剧毒蛇。想想真是后怕，如果被它爬上床或者窜到我们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比这更加恐怖的遭遇。西双版纳的雨季，苦竹林里会长出一些竹笋。把竹笋挖回来剥壳、切成块或丝，在沸水里焯一下，去掉苦味，然后烤干或晒干，就成为笋干。1974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刚下过一场大雨。朱云娣想挖一点苦笋做笋干，探亲时带回家。在山上转了一阵，收获不少。然后她感到有点累了，想坐下休息一会。看到旁边草丛里正好露出一段枯树样的东西，用手一摸，感觉不对，怎是软乎乎、凉丝丝的？再一看，这“枯树”忽然动起来了，随之，面前的一片草木突然发出“飒飒”之声，如疾风暴雨一般。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巨蟒！一眨眼，便不见了影踪。朱云娣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待到回过神来，踉踉跄跄逃下山来。从此，再也不敢独自上山。

事实上，西双版纳还真有不少的“宝”。如果限定为“三”，依我所见，应该是三七、杜仲、普洱茶。

三七，也叫田七、金不换。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块根是名贵药材，形状如生姜，具有止血化淤作用，主治跌打损伤。著名的“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杜仲，一种落叶乔木，高可十余米，树皮细腻，弯折有白丝相连，具有滋补、镇静作用。普洱茶，泛指产于西双版纳的茶叶，大多压制成块状，可以保存几十年、上百年不变质。在勐腊县，至今还有5大明、清时期生产贡品茶叶的茶山和用石板铺设的茶马古驿道遗址。

7.出行难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规定：未婚知青每隔两年可以享受探亲假45天。当时，一去一来路上最少要半个月。这样，在家至多只可以待一个月。回家探亲，对我们来说，是最为期盼的事情。可是，探亲路上的艰辛程度，却比如今的农民工春节返乡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3年1月，到农场1年零9个月，营长批准我趁学校放寒假，提前休探亲假。那时，从勐腊县城开往昆明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有4个班次，200来张票根本满足不了需要。1月4日，我起了个大早，跋涉近2个小时，来到“老营”——1营驻地勐远——从勐腊到昆明的必经之地。

在那儿苦苦等了二三个小时，眼见着开往昆明的客车一一绝尘而去。临近中午，太阳火辣辣的。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同在等车的2连上海徐汇区女知青余美丽拦到一辆卡车，司机同意带我们到思茅。

第二天下午到达思茅，直奔长途汽车站。一看，等待买票的人并不多，我暗自高兴。可是一打听，第二天开往昆明的所有班次的票早已售罄，要到明天上午开始发售后天的车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准备来个通宵。不过还算幸运，排了两个来小时，临时发售一班加班车，第二天一早开车，不过又是卡车。我们早就领教过乘卡车的滋味，但能早点儿到昆明，也就不挑剔了。

3天以后的中午到达昆明。昆明到上海每天都有一趟直达快车。从汽车站下来，直接去火车站，顺利购得次日傍晚的车票，而且有座位，这下心里踏实了。不料上车后发现，这趟车一开始就超员。一路停靠，都是上得多、下得少。过了贵阳站，更是连走道上都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只能等到停靠车站时，从窗口里爬出爬进。餐车开饭也只能趁停车时从窗口里传送。4晚3天80多个小时，好比“吃官司”。不过，心情始终非常激动，火车一过杭州，便再也坐不定，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下车。

1974年暑假，我和女友朱云娣俩同时获准探亲。原以为大热天里，车子应该不会拥挤，可以乘得舒服些。不料还是吃了不少苦头。7月24日清早，我们在营部搭上去思茅运粮的大拖拉机，起初还庆幸不用转道勐腊，起码可以节约1天时间。可是一天半时间乘下来，颠得骨头都像散了架。思茅到昆明的客车仍旧拥挤。我在半路上还被小偷窃去钱包，虽然里面钱不多，可是车票和两张边境通行证都弄丢了。昆明到上海的火车依然满员。我们中途在桂林下车玩了一天，当晚改签南宁到上海的特快。上车以后，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座位。由于桂林气候十分闷热，加上玩得太累，朱云娣中暑了，站不动，只好躺到座位下面的地板上。

建设兵团极其缺乏交通工具。我们营总共只有2辆大拖拉机、2辆手扶拖拉机，主要用来运送生产、生活资料。自行车极少，外出大多靠步行。营长、教导员等领导也是如此。前面说过，那时西双版纳的公路狭窄、坡陡、弯急，骑自行车相当危险。1972年6月，我的老乡范光友骑自行车从4连去附近的麻木树公社买东西，由于下坡车速太快，自行车失控，范光友一头撞上山壁，当场昏迷。两天后辗转送到两百余公里外的军分区医院，由于颅脑损伤严重并且已经大量淤血，医生回天乏力，终告不治身亡，年仅24岁。

我曾经连续行走43公里。1974年2月5日，我作为11营的代表参加了勐腊县“批林批孔”大会。会议于上午结束，当天已经没有回去的班车。中午，搭到一辆去勐满的手扶拖拉机，颠簸2个多小时，来到勐哈，再过去就不顺路了，剩余的43公里路无车可乘，只能步行。起初11公里，劲道颇足，仅用2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多到达勐捧。这是一路上唯一的集镇。满怀希望在镇上买点东西充充饥，失望的是，在仅有的几家店铺里，没有觅得任何吃的。

勐捧到11营岔路口还有整整32公里路呢！怎么办？硬硬头皮继续走！这段路，越走越荒凉，越走越没有力气，不到一半路程，天已经全黑，又饥又渴。中途经过分属8营、9营的2个连，下去讨口饭吃也许不致遭拒绝，借宿一晚也会同意。但我这个人脸皮薄，怕开口，犹豫再三，终于没有去。独自走在黑魆魆的山林里，偶尔会有一辆军车驶过，但我知道，在这个时间、这种地方，驾驶员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陌生人搭车的。更可怕的是不时传来鸟兽的啼叫声，我没有带任何防身的东西。不敢设想，万一遇见野兽或者坏人，将如何处置。好得我胆子还不算小，也算运气好，没有发生不测。

半夜时分，终于走到岔河大桥。再走10分钟，就是我的“老家”——11营4连。可是，半夜三更去吵醒人家，很不好意思；如果回到营部，还得往大山深处走1个多小时。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听到对面坡上一声喊：“哪个？”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是狩猎者在对话，因为不远处就有一个哈尼族寨子。可是紧接着是更严厉的喝问和拉枪栓的声音：“站住！再往前要开枪了！”。我一下省悟过来，是守桥的民兵在盘问我！马上站住并高喊：“知青——”，这才有惊无险。

8.精神食粮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地处边陲的我们，不光物质供应匮乏，精神营养同样缺失：没有书读，没有广播听，没有娱乐活动。《云南日报》等报纸要隔4～5天才能送到，新闻已成旧闻不说，内容也十分单调。家乡寄来的信件一般要隔10天左右才能收到。精力旺盛的知青们常常只能以聊天来打发工余时间。聊天大多是围绕“吃”这个主题展开，知青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北京知青对片皮烤鸭、茯苓夹饼赞不绝口；重庆知青极力推荐毛肚火锅、怪味胡豆；上海知青认为红烧肉和生煎馒头最好吃……。

11营学校的教务主任修晓林是1969年第一批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他父母亲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晓林因“文革”而中断学业。但他博闻强记，勤奋钻研，口才也好，我们一伙青年教师都喜欢听他谈天说地、讲故事。1975年的一天晚上，他探亲回来，给我们讲述了他通过内部渠道，读到的英国现代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惊险悬疑小说《孤岛奇案》。那个年代，我们对这类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完全一无所知。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晓林讲得活灵活现，我们听得汗毛凛凛。直到深夜结束，大家依然毫无倦意，只恨故事太短。

1978年，北京恢复出版《世界文学》杂志（双月刊），但限量发行，我们场所属的麻木树邮电所只有一份订额，结果被4连分校的王阳萍老师捷足先登订下。阳萍是重庆知青，我们彼此熟悉，她每期都会借给我看，有时还让我先读。

爱好音乐的知青只好哼哼“样板戏”里的一些唱段。4连有个名叫薛影的上海女知青，颇有艺术才华。她别出心裁，用“文革”前一首名为《祖国的西藏真可爱》的歌曲曲谱，填进新词：“祖国的边疆真可爱，欢迎你到边疆来。边疆人民笑开颜，革命大门向你开。欢迎你到边疆干革命，红色的大旗高高举起来……”由于旋律优美、抒情，一时间，大家都时不时地哼起“祖国的边疆真可爱……”。

“手抄本”就是在这个当口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论质量良莠不齐。但它“出生”之后，立即成为精神饥饿的知青们十二分喜欢的“食粮”。我曾经读过《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等“手抄本”。它们都是抄写在各式各样的本子上，几经转抄，难免错漏、字迹潦草，且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传阅，已经变得破破烂烂。但这并不影响大家阅读时的愉悦心情。“手抄本”中的优秀作品如《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后来得以正式出版并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在当时一概都属于违禁读物，抄写、阅读都必须秘密进行，一旦被告发，少不了受处分。

知青们探亲回来，大都要带个半导体收音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无线电信号不好，一般只能收听中央台和云南台节目，而且杂音很厉害。1977年，我花122元钱——相当于整整3个月的工资，在麻木树公社商场买下了唯一的一台昆明无线电厂生产的“梅花”牌7灯收音机，其造型美观，质量上佳，不但抗干扰，且音色优美。可是它需用交流电，所以只能在夜间8～10点，营部柴油发电机送电的时候才能使用。

1971年7月28日，来到兵团近3个月，团部电影放映队来到4连。全连上下像过节一样兴奋。当晚放映了片名为《庆祝21周年国庆》的记录片。我在11营4连待了10个月，总共只看过两场电影。

调到营部学校以后，看电影的机会稍微多了点，平均每个月有一次。但片子多为“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几部老片子和为数不多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

1978年初我调到团部中学时，“四人帮”已经垮台，十年动乱终于结束。“文革”前拍摄的那些影片纷纷得以复映，加上进口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影片，片源丰富，团部大操场上每周至少会放一场电影；附近还有一个代号为“一号工地”的部队驻地，也经常放电影。所以那段时间，晚上隔三岔五有电影看，实在是大饱眼福。

优秀的片子总是先睹为快、屡看不厌的。1978年6月23日，得知当晚将放映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舞台艺术片《红楼梦》。这部片子也是“文革”前拍摄的，但知青们大都没有看过。当晚，整个勐腊县只有一个拷贝。我们勐捧农场轮到第二场放。那里不像在大城市，几个影院可以跑片——放完一盘马上送往下一个影院，前后相差不过二、三十分钟。勐腊到我们场有40多公里，汽车一来一回至少得3个小时。所以只能等全部放完后一次送。女儿和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迫不及待拖着我们来到团部大操场，那里早已经人头济济。一个小时、二个小时……等啊等，夜渐渐地深了，露水侵湿了大家的衣服，孩子们早已在父母怀里酣睡，大人们虽然也很困倦，可谁也舍不得离开。一直到半夜以后，终于等来片子。待到电影结束，已是黎明时分。

9.怪病

西双版纳古称“南蛮之地、瘴疠之乡”。据考证，“瘴疠”即恶性疟疾、麻风之类的热带传染病。恶性疟疾的传染源是一种疟蚊，得病发作时会连续发高烧，即使用奎宁等特效药物也不能很快见效。知青中得过这种病的不在少数。

麻风病的传染的途径是与患者身体直接接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病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中传播较广。解放以后，国家实行将麻风病人集中在“麻风寨”隔离治疗，麻风寨都建在深山老林、交通闭塞之处，所以麻风病一般不大可能被扩散传染。

初到农场，我们几乎都得过一种怪病：四肢长出很多红色包疹，奇痒。搔破后伤口就会发生溃烂，非常疼痛，而且不易结痂。一时之间，起居行动十分痛苦。老职工告诉我们，这是水土不服的反应，没有什么特效药可治。这样大约熬过了一二个月，总算逐渐痊愈。

此后，我的女友朱云娣遇到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她接连几个月没有例假，感觉十分难受。她不得不向连队卫生员张秀英求助。张是我们4连指导员李世群的爱人，云南人，30多岁，知青们嬉称她“老卫”。老卫听了以后，要朱云娣直接到营部卫生所去看。营部离4连足有6公里，平时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那时正值雨季，一路泥泞不堪，有的路段还有塌方。朱云娣要我请假陪她一起去。两人走得一身大汗，来到营卫生所。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听了朱云娣的自诉后，瞟了我一眼问，“你有男朋友吗？”朱云娣点了点头。“你这是怀孕了！”女医生直截了当下结论。“不可能的！”朱云娣难为情地小声说。“那你回去吧，这里没有办法治。”女医生再不搭理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非常坦然，我俩虽然已确定恋爱关系，却从未有过肌肤相亲之举，怎么可能怀孕呢？回到连里，朱云娣再去找老卫，告诉她肯定不是怀孕。老卫这才相信，给她注射了一支黄体酮，很快就见效。本来是十分普通的症状，却被搞得复杂了。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的牙齿很早就开始出毛病。1976年，我才29岁，下部的4颗臼齿刚长出来不久就蛀掉了，然后就常常疼痛。无奈之下，只好到勐腊六团医院，一下拔去两颗。归来时没有乘到班车，只好搭手扶拖拉机。由于颠簸得太厉害，且持续时间长，到家后依然不停地出血，大伤元气。后来，又一次拔牙，我再也不愿去勐腊，央求营部卫生所周先宇所长给我拔。当时，卫生所里根本没有口腔科专用工具，周所长只好找来一把老虎钳。大概因为麻药注射得少了一点，加上工具不适合、手法不熟练，痛得我冷汗直冒。费了一番工夫，总算把蛀牙拔了下来。

过去有一种说法，女人生小孩，等于一只脚跨进鬼门关。说明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妇女生孩子很危险。在当时的西双版纳，生小孩仍旧比较危险。我所在的1分场，就先后有两名女知青分娩时，因助产不当，胎儿没有成活，不过大人总算无恙。1978年5月，橄榄坝农场7分场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分娩时大出血死亡。本来，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并不算最严重，但由此点燃了广大知青积蓄已久的怨气，数千激愤的知青抬棺游行，随后引发了数万知青罢工事件。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也非常惊险。1975年7月21日，朱云娣怀孕已过预产期。上午，她还在橡胶苗圃里锄草。中午休息过后，她正准备去上班，突然感觉异样，并且很快就破膜流出羊水。我立即让她躺下，飞奔山脚下的分场卫生所（我们的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包上）。周所长和卫生员李桂香闻讯，马上带上急救包奔到我们所住的竹笆房。我在厨房里，边烧开水边听那边动静：当时的情况是，胎儿已经露出，但不是正常的露头，而是露臀。这时，周所长和李桂香却意见不一：周所长要阿云屏住，准备把胎儿复位；李桂香则主张不能再耽搁，立即生。最终采纳了后者意见。李桂香当时还是一个大姑娘，父母是湖南籍老工人。此前她受农场委派，到重庆某医院妇产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掌握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事实证明，李桂香的主张绝对正确。我们至今都非常感激李桂香，当初要不是她当机立断，我们女儿的小命也许不保了——由于已经延迟了一些时间，孩子呛进一些羊水，生下来之后扎了一针，并且拍打了好几下，方才哭出声音。当天晚上，大概因为肚子里有羊水，很难受，所以老是哭闹不休。由于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我女儿出生时非常瘦小，大概不会满5斤，给她洗澡时，我用一只手就可以稳稳地托住。但她一生下来就很能吃，朱云娣产后哺乳急需补充营养，可是，哪里能弄到吃的东西呢？冥思苦想之下，生出一个主意：用我一双八成新的皮鞋，到附近傣族寨子去换来一只母鸡。可是，我此前从来没有杀过鸡，费了好长时间才挦去毛、开膛洗净，但没有取掉嗉囊就煮。结果朱云娣在吃的时候发现了，弄得她好生恶心。在福州工作的我大姐知道弟媳分娩的消息，立即寄来一包食品，这真是雪中送炭！我女儿后来一直比较健康，并且活泼可爱。课余时间，学校里的师生们都争相抱她逗她。1979年初，我们一家三口离开西双版纳回到家乡，女儿才3岁半，西双版纳在她脑海里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回到老家以后，开始她也不服水土，患上了我们当初在西双版纳的那种烂手烂脚的怪病。

10.缘分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经过三五年时间，西双版纳的知青都已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大姑娘，步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段。但是由于男女知青比例失调，男性数量大大超过女性，致使相当数量的男知青找不到对象，难免情绪低落，直接影响农场的稳定。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农场采取允许湖南、云南籍老职工从家乡带领女青年到农场落户等措施，解决大龄男知青的终身大事。但因面广量大，一时难以解决问题。

我和朱云娣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恋爱到结婚，完全是缘分。我俩虽是同乡，两家相隔不过四五公里，但在家乡时我们并不认识。阿云的生父母家在城西公社牌楼大队（今嘉定工业区胜利村），她在家排行第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她祖母思想比较封建，加上当时家里很贫困，彭萍芬（朱云娣生父给她取的名字）出生才半岁，祖母坚持要把她送掉。而当初领养朱云娣的其实是她的养祖父母。她老两口唯一的女儿在18岁那年冬天，被两个不怀好意的日本鬼子追逐，情急之下，姑娘舍命涉过寒冷彻骨的小河，才得以逃脱。但由于严重受寒加上惊吓过度，回家以后便一病不起，又无钱医治，不久便含恨去世。老两口后来虽然又生了个儿子，但一直为失去女儿而伤心。得知城西彭家要送掉个女孩，就把朱云娣领了回来。没有奶吃，只好用粥汤、米脂代替，费尽心思把她从襁褓中抚养大。后来，朱云娣的养祖父母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怕故世以后朱云娣没有依靠，而当时他们的儿子虽已结婚，却尚未有孩子，老两口就把阿云托付给儿子媳妇做女儿。过了两年，她养父母生下了她大弟弟。阿云从小孝顺、勤快，深得长辈喜欢。长大以后，养父母有心让她与弟弟成婚，可是阿云并不乐意，为此与养父母心存芥蒂。1971年动员去西双版纳支边，阿云当即报名并得到批准，她养父母就此鞭长莫及。

我的经历也颇为坎坷。因家庭出身不好，青年时期在家乡备受歧视，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看着村里同龄的伙伴们一个个恋爱、结婚，亲戚朋友也替我着急，先后给我介绍过几个出身也不怎么好的女青年，可是她们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连见一个面都不愿意。1971年，我已经25岁，婚姻方面，八字还没有一撇；事业上，更是一事无成。当有机会跳出这令人压抑的地方，而且能到我多年来向往的西双版纳，这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所以，我没有过多的犹豫就响应号召，奔赴边疆。

就这样，1971年4月24日，我们俩登上同一辆列车、坐在同一节车厢，并且最后分在了同一个连队。她从一开始就担任副班长，不久被提升为班长，一直是连里的劳动能手，加上她乐于助人，模样也比较端庄，当时好几个知青或者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或者对她暗生爱意，但她却选择了木讷寡言，当“火头军”的我。这令不少人大出意外，他们预言我俩的关系不会长久。阿云的养父知道以后坚决反对，每次来信，都告诫阿云不要和我保持关系（最后看到我俩态度非常坚决，也就认可了，此是后话）。我俩却始终不离不弃，一方面是因为两个人都比较传统，珍重感情，不朝三暮四。另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在离家之前，阿云的养祖母曾悄悄地叮嘱她，到外面找对象的话，一定要找个有点文化的人。她把这句话铭记在心。这样，我就稍稍占了点优势。因此，我一辈子感激并钦佩老人家的远见卓识。要知道，当时是“读书无用”观念泛滥的年代！

我们的恋爱，没有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没有感天动地的悲欢离合，也没有罗曼蒂克的谈情说爱，始终都平淡无奇。在恋爱之后不久，我被调到营部学校教书，阿云则仍留在4连当生产班长。前后将近3年，双方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结婚之前，领导照顾，把阿云调到靠近营部的1连，我们才能够经常相见。

我俩是1974年12月12日在我们农场的所在地麻木树人民公社，办妥结婚登记手续的。1975年元旦，在11营学校举行了结婚仪式。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举办婚礼，实在太难。我俩为此事谋划了好久，主要是筹集食品。探亲回来时带了一点咸肉。其后储存了一些罐头食品。在办婚事的前一天，托学校的事务长到边境哈尼族寨子买来一条草狗。另外，托人购买了数斤“赤膊”糖（那时西双版纳生产的糖果都以用蔗糖为原料，很纯、很甜，但都不包糖纸，故得此名）。营首长批给我们带壳花生20斤。我们就用这有限的几样东西，极其简单地招待了参加婚礼的学校同事、我俩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和老乡共20余人。我们是知青中较早结婚的，营首长对我们特别关照：平常到晚上9点就停止发电，当晚，营部特地延长发电1小时。晚上，营组织干事凌庆藩带领几名机关干部，光临我们的茅草“新房”贺喜。谈笑之间，凌干事出了一个上联：“新年新房新人喜结良缘”，要我对出下联。我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出比较合乎对偶的词语，沉思良久，勉强应对为“旧岁旧地旧友欢聚一堂”，大家鼓掌通过。接着，大家要我俩各唱一首歌。这下更加令我们为难了，对于朱云娣，如果要她干点体力活儿，她肯定不会推辞；可是要她表演节目，就比挖一亩梯田还要费力。不过，在这样的场合，再不行也不能扫了大伙的兴呀！在大家再三的鼓励下，我唱了一个老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朱云娣则唱了《学习大寨要大干》的第一节，众皆拊掌大笑。

11.别了，西双版纳

不知不觉，第一批来到西双版纳的知青，已经10余年；晚一点去的，也有8年了。这些年，大部分知青已经由少不更事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生理上、心理上都逐步趋向成熟。我们在思索，我们在考问：知青当年栽种的第一批橡胶树已经长大，即将开始割胶；当年半军事化的建设兵团已改制为国营农场。但是，除此之外，这些年来，农场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吃的、住的、医疗、交通……，都基本没有变。很多男知青甚至连最起码的找对象的困难，也没有办法解决。十年浩劫已经过去，从报纸上、电台里传来的消息得知，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可是，我们这里怎么总是一成不变！我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历史的进展总是会造就某个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总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而被载入历史。丁惠民，这个曾经名噪一时、呼风唤雨的上海知青，就在那时脱颖而出。丁惠明当时是景洪农场10分场（云建1师1团10营）学校的教师。1978年10月，他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诉说了知青的种种困苦，反映知青上山下乡造成的诸多问题，认为“这种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这封信上有300多个知青的签名。但是信发出以后，并无下文。于是，丁惠民又起草了第二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回城的要求。这封信采取更大规模的签名行动，很快就超过万人。

与此同时，由丁惠民等26名西双版纳知青代表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冲破层层阻拦，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一下火车，知青代表们立刻来到天安门广场，并打出“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两幅标语，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1月10日，10名代表终于得到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但是受到王震将军严厉的训斥。代表团怀着沮丧的心情返回西双版纳。

然而此时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西双版纳各农场的6万多名知青，几乎全部罢工了！

知青的大规模行动，引起中央的重视。以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国务院调查组很快来到西双版纳。调查组所到之处，知青们无不跪地大哭，甚至以集体绝食相争，提出“不回城，毋宁死”！面对此情此景，亲眼目睹知青的艰难处境，赵凡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不能不动容。在他的协调和敦促下，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联席会议，有关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同意。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讲话，表示“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接着，国务院批转《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六条意见”），这标志着知青返城的闸门开启了。

身处旋涡中的我，心情自然难以平静。一方面，我非常渴望能够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尽管故乡曾经令我心灰意冷，当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甚至想过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乡之情却与日俱增。有一次，无意之中在收音机里收听到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令我不由得热泪盈眶。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免留恋西双版纳——在这里，我已经建立起家庭，有了可爱的女儿。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苦中亦有乐。最主要的是这里人际关系比较融洽，领导比较器重我，不久前，学校党支部书记朱绍熹还找我谈话，告诉我支部已经在考虑我的入党请求。回乡以后，会不会仍旧被歧视？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万一还是老样子，那就后悔莫及了！尽管如此，回乡的念头在我内心还是占据上风。

恰在此时，我收到了昆明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加强边疆的师资力量，昆明师范学院特地开设数学和中文两个专业的本科班，每个班招收50名学员，年前进行了选拔考试。进大学深造，是我多年的夙愿。取得场领导的同意，我参加了数学班的统考。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招收的人数，尽管自己感觉考得不错，但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结果倒是被录取了。但是，如果带薪参加学习的话，毕业以后，我必须仍旧留在西双版纳工作。究竟何去何从，一时竟然颇费思量。

1月28日，是1979年春节，这是我在西双版纳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过得很不寻常。当时，我国和越南关系恶化，大批旅越华侨被驱赶到中国境内。根据上级安排，西双版纳各农场专门辟出许多定居点，临时安置越南归侨，这些单位急需调配各类管理人员。农场领导、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都非常希望知青不要走。但是，此时知青返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家已经在暗暗做着回城的准备。

1979年2月9日，单位里正式传达了《六条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权衡再三，我和我妻子终于做出一生中第二次重大决定：返回家乡！

1979年2月13日清晨，我们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了第二故乡西双版纳。对于我们来说，前程未卜。这一走，究竟是对还是错，不得而知。沿途只见通向边境的公路上不分昼夜，行驶着川流不息的军车。看得出，中越开战已是箭在弦上。果然，就在我们抵达昆明的前一天——2月17日，我国打响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

12.重返

时间转眼到了21世纪初——我们离开西双版纳，回到家乡已经二十多年。当年三十来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经步入老境！可是，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点点滴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我们遗忘，相反的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魂牵梦萦。

二十年的日子不易过！想当初，我们两手空空回家，与同龄人相比，我们落后得不是一点点：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没有积蓄，多数人还没有成家。我们一家只能挤在插队青年回城后留下的不足20平方的小屋里，并且一住就是两年多。

按照政策规定，我们是属于退职回乡，我们的身份还是农民。这等于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仍旧回到原点。一时之间，我们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

磨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们是经过风浪曲折的，再苦再难也不会甚于在西双版纳的经历吧。难道我们会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

我在版纳的老乡、同事、朋友中不少人都经历了成家、读书、创业“三级跳”。经过连续多年的不懈努力，他们之中不少人脱颖而出，事业有成，变为学者、作家、企业家、工程师、公务员……。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回乡、回城知青生活得并不如意。当年方泰公社去西双版纳的55名青年，先后有5人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两口子则不算好，也不算差。回乡以后，我当了3年代课教师，1982年被吸收进公社（后改为乡、镇）机关，成为一名事业编制人员，20多年里先后从事文书、财务、工会等工作。我妻子则被安排在镇办企业当工人。

我当年教过的学生，都已长大且成家立业，大部分成为农场的骨干力量。他们都很念旧，还牵记着我这个不称职的老师，其中几人与我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时常邀请我们回西双版纳看看；我们呢，也很希望能够故地重游。

2002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夫妇俩得以重返西双版纳。

我当年的一个学生周远景，从事边境贸易和建筑工程多年，生意做得很不错。当时上海大众刚刚下线POLO轿车，周远景急切想购置一辆送给他太太。于是派他的驾驶员来到嘉定，托我老乡张鋆申代为办理购车事宜。当得知此信息以后，我不禁闪出一个念头：何不乘此机会，搭上新车，去西双版纳？妻子知道了我的想法，也欣然赞同。于是，5月18日中午，时隔23年，我俩踏上了重返西双版纳之路。但是，上路以后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是新车，发动机需磨合，车速只能控制在80公里/小时以内，晚上照例要休息。一天半下来，才开到江西鹰潭。照此推算，到西双版纳至少还得走一个星期，这样可不行。于是，当晚10点，我们在鹰潭登上了上海到昆明的79次特快列车。与当年不同的是，现在到昆明不用再绕道广西，而是由湖南株洲一路向西，直接进入贵州。加上铁路提速，比当年足足加快了20多个小时，21日清晨，抵达昆明。由于事先已经联系好，我的学生杨永江已经等候在车站。他把我俩接到农场设在昆明的办事处休息。

在昆明停留了一天，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赶往西双版纳。当年千回百转、险峻逼仄的公路，此时从昆明到元江已经修通高速公路，以往5天的行程，我们乘坐高速大巴，只需十多个小时。

一切都变了！在县城勐腊，我们见到了老连长张汝贵、周远景的母亲和姐姐——当年的老排长彭金莲和我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周新娥。勐腊的夜景非常迷人，在中心广场上，几百对男男女女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翩翩起舞；大街小巷商店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回想当年的勐腊，沿公路两面，仅有几家板棚小店，一到晚上，便了无声息。

在勐哈，勐捧农场场部，我们见到了更多的学生，担任中学校长的李连春带领我俩参观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农场中学。当年只有几排草房、4个班级，极其简陋的学校，此时已经扩展成为有24个班级、在校学生1千余名，办公楼、教学楼、实验室、图书室、宿舍楼一应俱全。我们当年居住过的“穿斗房”已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当年栽植的两棵芒果树还在，如今已高大挺拔。农场已开通宽带网，再也不是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集贸市场里肉禽、水产品及各种蔬果，品种齐全，完全不亚于内地。

在去一分场的途中，我们参观了农场新建的金凤水电站，它的建成，使勐捧地区的各农场普遍受益，电费便宜得每度只要0.25元。在4连，我们见到了谭美云大妈，当年，知青初来乍到，谭大妈竭尽所能帮助我们。我们还上山凭吊了老乡范光友的墓地，默默追思他那短暂的一生，祈祷他安息。

一分场的领导对于我们的到来早有安排，他们带领我们参观了场部办公大楼、学校，中午，特地开车到老营勐远，挑选最好的傣家饭店招待我们。

在景洪，我们见到了当老板的周远景，他特意在五星级宾馆里招待安排我们用餐住宿。第二天，由另一学生，现在已是云南农垦总局第一职工医院副院长谢建云亲自驾车，带领我们去游玩野象谷和热带植物园。

5月27日，结束了在西双版纳的10天行程，我们踏上归途。带着美好的记忆，对送行的友人、学生，我俩说，谢谢！我们还会回来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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